肖禁忌还表现为语言上的避忌，如不说属蛇而雅称之为“属小龙”，日本人讳称“猪年”为“野猪年”，而回族人则讳称属猪的为“属亥的”。
生肖文化在民间习俗的其他方面亦有所体现。“十二岁生日”、“本年禳解”（又称“本年禳验”）及“十二和尚”、“十二生肖歌”等均是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二岁生日”和“本年禳解”为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中的寿诞风俗。前者指男孩满12岁即十二生肖满一巡之日，家人为其“扎红”、“剃跳姑圈”并置办酒席，招待前来道喜的亲戚、邻里的活动。届时，族中长辈及亲友均要赠予男孩礼物或钱帛若干，以为可乞福、避灾。此俗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东部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中。后者主要指年过半百的老人逢自己所隶属肖值年（即“本年”或称“本命年”）的元日所举行的禳解活动。民间认为，人到本年，灾殃必多。进行禳解，才能逢凶化吉。其禳解之法是于生肖值年的元日举行庆寿活动，由晚辈向老人敬献红色衬裤、红布或红绫裤带，且于即日穿上或系上，认为如此即可禳解灾殃。此俗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区。其他地区的汉族亦有此俗，所不同的是，一般不举行什么仪式，也不仅限于老人。大多是于本年在腕上系一条红丝带，或换用一条红裤带，或贴身穿一件红肚兜，或穿一件红裤头，以禳解灾殃。
“十二和尚”是旧时流行于内蒙古土默特等地蒙古族民间的一种象征着吉祥的发式。儿童长到12岁时，家人要为其举行仪式，并送至寺庙去“还愿”，祈求佛爷保佑，从此开始留发辫，取名“十二和尚”。届时，亲友邻居也都要前来祝贺。
“十二生肖歌”为畲族的传统歌，流行于浙江地区。一般于盘歌会或婚嫁时长夜对歌中演唱。其内容为描述十二生肖的形象、特点以及与人类的关系，各地唱词大同小异。“十二生肖歌”多在盘歌结束前演唱，作为收底，故又有“歌底”之称。其最后一段四句，俗称“歌盘”，唱毕，表示歌会宣告结束。
十二生肖文化在我国扎下根后，又以内地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往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往北传至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并随着部落（族）的迁徙及西往的军旅、商贾、流民、僧侣等而西传至中亚、西亚和东欧；西南传至吐蕃；向南则传至我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越南等地。在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又进而嬗变为各类独具特色的构成形式。
四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十二生肖源于十二兽历，十二兽历的形成则与古巴比伦人天文学中的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等密切相关。也即是说，十二兽历为古巴比伦人首创。十二兽历一俟形成，便分别沿东西两个方向扩散：西向以次传至希腊、埃及；东向则传至印度和我国内地。希腊、埃及的文化由于和巴比伦文化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故而十二兽历仅出现了若干微小的变化。十二兽历传至印度后，由于处于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中而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赋予了许多本土文化特点。古巴比伦人的天文学（星历）知识早在公元前19～18世纪便已传至我国内地，殷人称之为“十二辰”或“十二支”，但仅用于推算节气和日月交食，并与传统的“十干”相结合用于纪年。而与此相关的十二兽历却因无用武之地而湮没不彰。此后，经印度改造后的十二兽历约于公元前3世纪初，又沿“丝绸之路”传到了我国内地，嬗变为十二生肖，进而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得到了普及。同时亦赋予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此后，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进一步传播、扩散至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


 
[1]据郭沫若：《释支干》（原作于1929年，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文所引资料称，希腊十二兽历中位列第八的为“鼠”，印度十二兽历中位列第六的为“毒蛇”，位列第九的为“猕猴”，位列第十的为“鸡”。
[2]同上注。
[3]郭沫若先生在其《释支干》一文中，曾“疑中央亚细亚古族之稍落后者，如月氏、康居之类仿十二宫象之意而为之，故向四周传播也”，但未详论，响应者亦寥寥。另，几乎每个使用十二生肖（兽历）的民族中，都有关于其起源的传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及。
[4]参见[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内部铅印本，第12～13页，第15页。该书作者称，这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所致。
[5]参见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83页。
[6]《Tyrki tïl1ar dïwanï》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49～452页。
[7]“宫”（座）一词，《Tyrki tïl1ar dïwanï》作burʤ；黄启辉：《土汉字典》（正中书局印行，1976）作burʧ，释为“十二生肖（宫）图”；《汉维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释为“天干”，均不妥。
[8]《Dïwanu luʁat it tyrk》原写做nag jï1ï。g与k在阿拉伯文中不加区分，因而《Tyrki tïl1ar dïwanï》翻译者据突厥语构词习惯，将其转写为nak jï1ï，释为lɛhɛŋ jï1ï（鲨鱼年），又括注为“tïmsah jï1ï（鳄鱼年），皆误。按，nag一词系从焉耆-龟兹语中借用的，而焉耆-龟兹语之nag又源于梵语的nāga，兼有“鳄鱼”和“龙”二意，此处实应释为“龙”。近些年来出版的许多论著，甚至于工具书都因此而误认为突厥语诸民族是以“鳄鱼”或“鱼”代替了“龙”。具有代表性的如：《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94页称：“与汉族12生肖不同的是他们以鳄鱼代替了龙。”《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91页，“十二生肖·属相”条称：“维吾尔族以鱼代替龙”。笔者另撰有《〈突厥语词典〉诠释四题》一文，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对此有专门考释。
[9]此说由沙畹（chavannes）于1906年提出。其误业经伯希和（P·pelliot）指出，但伯氏对其起源亦未加考证，只称：“不论此十二属之远因何在，余颇疑突厥之记年方法乃假之于在突厥前称霸之种族，顾突厥假用蠕蠕（Avars）之制不少，殆亦为承袭蠕蠕者也。”详见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T’oung Pao，1928-9〉）一文，汉译文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五编，第113～11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重印版。
[10]参见《殷虚书契前编》三卷，二叶四片；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刊于《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11]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2]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3]郭沫若：《释支干》，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4]陈昌曙、远德玉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8页。
[15][安卡拉]Han woo choi著，北川译：《关于古突厥语bičin/bečin的词源问题》，原刊于《中亚杂志》1989年第3～4期218-222，汉译文刊于《突厥语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16]参见《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17]《史记·秦本纪》。
[18]《史记·匈奴列传》。
[19]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0]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1]最早见诸于文献的为《汉书·翼奉传》及《汉书·五行志》。故而，赵翼《陔馀丛考》谓“一日十二时始干汉”；郭沫若先生在其《释支干》一文中认为：“此乃汉武重通西域以后，受西方之影响而仿制者，其事或于十二肖兽之输入同时也。”（引自《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郭沫若此文作于1929年，在今天看来，称其始于汉代，虽已不能成立，但谓其系“受西方之影响而仿制者。其事或与十二肖兽之输入同时也”，却是独具慧眼，应予以肯定。
[22]穆舜英著：《神秘的古城楼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21页。从内容来看，该“历书”亦具有占卜性质。
[23]张玲玲：《十二生肖与生肖俑》，载《新疆日报》，1990年9月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