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城市社會，許多研究者借用西方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以權力運作為視角，在國家─社會的互動或所謂「第三領域」中去審視研究，或認為中國近代不存在「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或認為近代以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雛形等等1。這些研究給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角度和收穫，但以具西方社會歷史情境意義的「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概念為原形在中國尋找對應或對比，固然可以發現原本忽略的歷史事實或對其做出新的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中國社會解釋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且容易導致對與「範型」相關現象的強調以至「過度闡釋」，而忽略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的本土性特徵及中西複合的一些方面，如「外啟後發」的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密不可分，但與西方不同，二者非自然而生，也非呈並進之勢，相反，城市現代化因外力切入而啟動，且以鄉村的落後為代價，城鄉之間呈二元對立。所以，離開了中外互動、城鄉互動來談論中國城市現代化往往難見森林，拋棄農村談論近代的市民社會也難免不足。在中國近代城市中，不僅是似乎與西方「現代性」組織、制度等「理想型」相關的「積極、進步」的一面可以反映國家／社會的權力運作，在本文所論述的「消極、落後」的中西合力而成的城市社會問題──吸毒和賣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研究可以脫離單單尋找西方社會影子的思維定式和國家／社會的二元論，於日常生活中發現權力的滲透及社會問題的結構化進程，使其在反映中國近代城市社會時更切實際。
一　吸毒與賣淫
　　鴉片戰爭以降，外力入侵，中國先後有約開、自開商埠一百有餘，它們在歐風美雨侵襲之下迅速發展，早期現代化得以啟動，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城市面貌也大為改觀。但同時城市社會問題也日益嚴重，且和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吸毒和賣淫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問題。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成為合法商品在各通商口岸長驅直入，各城市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1872年，「上海城廂煙館共計1700餘家」，「幾同茶、酒、飲食之店焉」2。到二十世紀30年代，城市中吸毒盛況空前，上海煙館林立，僅低級煙館「燕子窩」即多達2萬餘家，三次煙民登記，達6.5萬餘人；漢口在1933-1938年間，除有數十家較大煙館外，售吸棚戶多達700餘家；而重慶成年男女抽煙者佔7/10，女子佔3/10，每天鴉片銷量達3噸左右，耗銀約10萬兩3。19世紀80年代，全國吸食鴉片者約2,000萬，佔全國總人口42,000萬的5%左右；1929-1934年間，全國吸毒人口達到空前地步，總計全國吸食毒品的人數達8,000萬，約占總人口的16.8%4。
　　娼妓在近代城市中也大量存在，從通商大埠到偏遠小鎮，幾乎沒有例外，如上海1842年後，「其娼妓事業與工商業有駢進之勢」，其「青樓之盛甲於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江之鯽」 5。二十世紀10、20年代，樂靈生牧師（rev. frank rawlinson）曾通過中華博醫會的會員在中國四十一個人口從1,200人到150萬人不等的城市調查，發現妓女人數與人口比率是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煙台、北京、濟南、上海六個擁有6萬-150萬人口的城市中，妓女人口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是1：3006。又以北京為例，十幾年間的公娼人數變化如下：
        時 間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9 
        妓院數  353   366   357  388  391  406   377  332  
        妓女數  2996 3184  3330  3490 3500 3887 3130  2752  
    資料來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社會學界》第五卷（1931年6月），頁115。
　　大致說來，娼妓數量與城市規模成正比，縣級城鎮幾十上百，通商大埠則逾千上萬。且統計數字多是公娼人數，因私娼暗地營業，無從統計，且人數一般多於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數目更是驚人，如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娼妓人數當不下十萬7。娼妓等級也很齊全，如北京公娼可分為小班、茶室、下處、老媽堂等，上海分為長三、麼二、花煙間、釘棚等。妓女數量多、層次全，是賣淫走向社會化的表現，也正是為了適應近代城市不同階層嫖客的不同需要。
　　這兩個近代城市中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現象，而且是一個過程，是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一部分，並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其存在和蔓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 　

二　城市化、城市早期現代化與城市問題
    （一）城市化
　　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外力楔入密切相關，開埠城市多因商而興，通過國際貿易，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形成國際市場控制中國通商都市，中國都市聚斂鄉村腹地的市場格局，所以出現了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商品價格主要由國際市場決定的情況8，中國農產品往往被迫以低於自身價值的價格出售，從而加劇了農村貧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自種鴉片的地區在不斷擴大，1880年，全國罌粟種植面積已達1,300多萬畝，佔耕地總面積的1.6%9。鴉片種植之初，其價格一般高於普遍農作物，似乎一時能夠繁榮種植區的農業經濟。但鴉片種植極易導致糧荒，四川種植鴉片最多的涪陵，稍有水旱之災，即有「大饑，栽煙者，一家吞煙自盡。巴中種煙餓死者，埋萬人坑」10，更有許多家庭典賣妻女，籌逃亡之資。於是，大量破產農民湧入城市，而近代城市經濟的發展狀況無法容納大批勞動力，造成城市中大量無業流民的存在，為各種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條件。
　　大部分城市娼妓的來源是也是農村，農村作為多方面的被榨取者，加上災荒嚴重，所以「一方面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戶日在困苦艱迫中，一方面則大都市的興起，又足以增強人肉市場的發達。於是，娼妓亦成為農民販賣子女的地域」11。近代的兵災匪禍、苛捐雜稅使農民「將收穫盡數賣出，而所得盡數，還不夠抵作稅捐，他們最初出售田地，再則變賣雜物，繼續又典質房屋，房屋雜物又無人肯買，貧農只得棄地不耕，賣光兒女以作逃亡之用」12。
　　總之，農業破產與天災人禍在近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拉力」不足的情況下，把大批農民「推入」城市。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導致部分城市人口畸形膨脹，如上海1932年5月人口為2,720,386人，11月增至3,078,345萬人，僅6個月就增加了35萬多人13。 城市化的畸形又對城市早期現代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城市早期現代化
　　城市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全面的進程，而中國近代部分城市超常發展，整體經濟結構不合理，為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契機。城市超常發展乃因商而興，工業發展比較遲緩，農村經濟的衰退與城市工業發展不足並存，城市化的畸形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並存。農民進城固然有推動城市化的方面，但工業部門卻難以吸收，即使在一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產業工人也僅260萬人，何況「黃金時代」過後民族工業一蹶不振。工業化的滯後與不足，使近代城市發展主要靠商業推動。鄉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後，無法被工業企業吸收，主要進入苦力、車夫、小販、娼妓第三產業部門或處於失業狀態。特別是30年代前期，中國農民進城與城市工商業凋敝同時發生。城市不但不能消化新增入的勞動力，連舊有的勞動力水平也難以維持。如1933年全國至少有600萬人失業，1935年有590萬人失業，從而產生反推力，有的地方出現城市工人失業倒流回鄉現象。其中也有不少人滯留在城中，淪為地痞、流氓、乞丐、妓女等。據《晨報》1935年3月6日載：「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各地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失業女工，很多改操淫業，例如廣東順德，因為絲廠倒閉，3萬餘個女工，只得徘徊在旅店，幹那皮肉生涯」。
    1　問題合法化
　　城市政治結構，作為控制機制對城市協調發展起著重大的整合作用，後發現代化國家尤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