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來無白丁」，通過狎妓冶遊，「叫局」、「吃花酒」、「打茶圍」等，不僅可以銷金泄欲，而且能洽談生意、買官賣爵，以至「所謂侯伯將相，督撫司道，維新志士，遊學少年，富商大賈，良工巧匠者，乃於此宴嘉賓焉，商要事焉，論政治焉，定貨價焉。以謔浪笑傲之地為廣通聲氣之地，以淫穢猥瑣之處為辦理正事之處」28。北京娼業最盛為民國六、七年間，「八大胡同」的嫖客有「兩院一堂」之說。民國十六年後首都南遷，北京娼業則「一落千丈了」，其「娼妓盛衰與政治趨勢有絕大關係」29。嫖妓背後隱含的經濟或政治動機，無形中使這一行為增值，增加了妓院的功能，強化了娼妓制度。而且商業與娼業相得益彰，呈並進之勢。商業繁榮，妓院是商人尋歡作樂談買說賣的好去處，從而娼業「因商而興」。反過來，娼業對於城市商業也具有間接的「繁榮」功能，妓院興隆，周圍服務行業也隨之興隆，形成繁華的紅燈區。故當時有「無娼不市」、「無娼不興」的說法。以至於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有城市剛實行禁娼不久，便有緞業、酒業等許多同業公會聯合向黨政軍警機關請願，請求開放娼禁，聲稱實行娼禁將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經濟損失30。 
　　同樣，吸毒也兼有談買賣、拉關係、聯舊誼、結新知的社交功能，煙館成為一種兼有消遣、娛樂、社交、議政等多種功能的「公共空間」。如在上海「萬里雲」大煙館，「文人巨賈或論詩文，或談交易，是借煙以暢敘幽情也」31。20年代有句俗語：「不會抽煙的人當不了大官」，煙土成為通行的招待品，不會抽煙幾等於不善交際。所以，吸毒和賣淫除了具「顯性功能」以滿足市民的感官享受以外，還愈來愈具有了依附性的、建設性的「隱性功能」，而後者隨著社會的默契認同，時有喧賓奪主的味道，鴉片和妓女成了一種符號象徵，而正是這種符號功能替代的困難性，很大程度上維持了符號本身替代的困難性。
　　總之，娼業、煙館之興盛，契合了近代城市的不合理結構，作為社會問題卻具有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替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城市結構的不足，支援了不健全的社會運行，甚或使整個城市暫時呈現奢華消費所帶來的泡沫繁榮。而此種功能的發揮反過來又維繫了娼業和吸毒的存在與發展，二者相得益彰，渾然一體於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進程之中。但由此，不同的階級與階層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使問題社會化，社會問題化，腐化了社會的基礎，使問題的解決愈來愈不僅僅關涉問題本身。

四　結 論
　　看來，中國近代城市社會問題不僅僅指城市，還關涉農村，是在近代城鄉互動中而產生的，在近代城市現代化進程中適應城市中不同階級、階層的需要，漸漸獲得了其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基礎，並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揮特定的功能。
　　近代城市問題雖具有一定的功能，但這些功能的發揮具有很大的權宜性和腐化性，使腐化的政治更加腐化。民國時，四川省各機關因公務人員多抽大煙，上午11點還沒有人上班，以至後來要發起「準時上班運動」32。吸食鴉片，使城市中眾多政客為官不修其志，荒業廢時，「訟獄不知問，案牘不知理，廢事失時，貽誤甚大」，使世人對政府失去信心，「乃曠視仕途中，其才識既多廉陋，其嗜好又復甚深，以彼其人，而欲其整齊國俗，挽回國勢，是猶卻行而求諸揚薪而止沸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33這極大地腐化了城市上層官僚，危害了城市控制與管理，也加速了此種病態的結束。
　　另外，妓院和煙館表面上雖然對近代城市發展提供過一定的「財政支持」，但卻是權宜之計，作為腐蝕性極大的消費活動，在根本上損害了近代城市經濟，不利於城市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煙毒氾濫，使無數財富化為烏有，尤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煙毒最劇之時，全國有8,000萬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資0.1元計，則一年便消耗29億元，遠超出政府的財政收入34。而近代城市中，富商大賈對煙、賭、娼亦是「情有獨鍾」，大量的資金被奢侈淫逸所耗費掉，影響了近代城市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加劇了近代城市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延緩了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城市問題給城市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吸食煙毒者因吸毒而體質衰弱，無法正常工作，正如時人指責「花煙館」：「一入彀中，無癮者未幾有癮矣，囊空者旋又身空矣。大耶也乞匈為伍，狡黠者竊賊是流」，害得不少人財盡形損，甚至淪為乞丐、盜賊35。嫖娼亦使「富商大賈，微業賤工，以妓而虧空潛逃，敗家喪身者，不可以數計」36。「至於費時失事，喪資損命，猶其淺焉者也」，更嚴重的在於「壞人心、亂風俗，乖禮教之大防，傷國家之元氣，莫此為甚」37。發人深省的是，即使是城市社會問題，對社會也不僅僅是破壞作用，反往往契合了某一社會進程，在短期內甚或具有某種程度的整合作用與「建設性」功能，而正是這些功能的發揮，使問題長期存在不易解決，使腐化「病毒」不僅停留在政府或上層社會，而且滲入到城市社會文化的深處，滲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至成為一種現實的或嚮往的生活方式，腐化了社會基礎和城市早期現代化的基礎。一個朝代或政府的結束，所伴隨的不僅僅是政治的腐化，更可怕的是隨之而來的社會的腐化和解體。 
　　所以，如果把妓院和煙館作為一種「公共領域」或能夠反映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話，其形式和內容和西方都有較大的不同，在這兒有生理和生存機能的基本掙扎與滿足，也有感官的淫逸和奢侈，還有金錢與權力的展示與交換。它們牽涉著農村的貧困和農民的血淚，也烙印著城市社會的畸形與變態。
　　綜上所述，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作為一個全球化進程，亦如一柄雙刃劍，往往利弊兼具，特別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使這一進程更艱難複雜，城市化、現代化與殖民化、邊緣化同步，西方文明的先進與弊病以侵略的方式強力楔入，使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在此「示範效應」下「後發畸進」，部分中國傳統文明的精華不能夠得到梳理發揚，而本土現代性因素的不足，不僅意味著封建糟粕的附帶繼承並難以清算，而且也意味著對西方文明難以及時進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必要揚棄。所以，殖民性、邊緣性與封建性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打上了交疊變態的烙印，使這一進程表現為部分城市超常發展，城鄉之間二元對立，以及城市結構不合理、功能不健全的弊病。而在這一畸形進程中所產生的城市問題，既具「西化」特徵，也有「中國特色」，它們分別又以畸形方式作用於近代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觀念，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及「建設性」功能，而實質上卻使「病毒」滲入到近代城市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深處，近代歷屆政府的腐朽無能，使偶爾的「吃藥打針」對城市問題而言不啻於杯水車薪，因為這些問題及其原因和影響已滲入到城市統治階層以至平民社會的骨髓，「問題」的解決往往意味著社會的革命。以「革命」的方式反帝反封建，徹底改變近代城鄉關係狀況，城市問題的解決才有可能。解放後幾十年間，中國城市問題的基本消逝已證實了這一點。但「革命」並不意味著社會問題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社會性質的改變只為城市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必要條件，但並不充分。改革開放後，「煙」、「賭」、「娼」及「幫會黑勢力」死灰復燃，在部分大城市中重又出現，說明城市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這一進程的伴隨產物，回避並不能解決問題。由於中國當代城市問題與近代城市問題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近代城市問題毒害甚深，更缺少解決「問題」的背景與條件，而當代社會總體上良性發展，城市問題局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必須根據具體社會情境具體分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