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但在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是在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始終缺少一個全國一致，上下通達，合法有效的城市科層管理機制。同時，這一管理機制卻出於權宜之計，賦予社會問題以合法性。自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設巡警部後，京師及各省先後徵收「妓捐」以納資於官廳，其登記註冊掛牌營業賣淫者稱「公娼」，而私下拉客、逃稅偷稅者稱「私娼」。自此，賣淫合法化並趨社會化，「花捐」也愈來愈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近代漢口的花捐，在各項稅收中經常列第四、五位14；北京1927年12月收入的市政捐款僅503,624元，其中樂戶捐收入差不多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可憐此種皮肉生涯的女子們，可算得支持北京市政經費最重要的人物」15。所以直到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依舊實行公娼制度，其間雖偶有當道者禁娼，也多為博取為官聲名16。
　　中國近代政府對吸毒時禁時馳。中國不僅是發布禁煙令最早的國家，也是發布禁煙令最多的國家。自1729年雍正帝頒布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令以後，先後又有道光年間的林則徐禁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煙，1935-1941年國民黨六年禁煙計劃等多次禁煙。然終因政局動盪、政風腐敗等故而使煙毒禁令成一具空文。特別是官場吸毒的示範效應，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間，至1909年初，據禁煙大臣端方報告，全國已戒煙者500萬人，其中官員就有100餘萬人17。
    2　問題合理化 
　　城市現代化就其根本而言，應是市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與行為取向的現代化。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在基礎設施等物質層次上，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較大，相對而言作為現代化載體及動力源泉的市民，卻多與鄉村有著密切的聯繫，部分傳統觀念和封建意識積澱很深，人的現代化較為緩慢滯後。另一方面，西俗東漸，城市社會文化的世俗化、商業化也給市民帶來了巨大衝擊。特別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政權以後，伴隨著政治權威的喪失，與其一體的部分道德倫理觀念亦開始解體，以至有人言「國民道德之墮落至今日已達極點」18，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19。
　　於是，近代城市轉型過程中，部分傳統道德積存，部分傳統道德淪喪，而新的價值觀念又難以短時形成，價值的多元或真空往往使市民無所依從，為越軌行為開了方便之門。同時，由於新的媒介宣傳和示範效應，隨著市民生活結構與方式的變遷，市民對「妓」和「煙」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以至於作為社會問題甚或社會病態的吸毒和賣淫，逐漸獲得了民間的遷就以至認同（即合理性基礎）。此變化由「開花榜」可略知一、二。在近代上海選花榜漸成一大盛事，「每逢開評之時，數千粉黛躍躍欲試，各家報刊大登妓女玉照，勾欄門前車水馬龍，風流騷客捧場遊說」20，大大刺激了娼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市民觀念的轉變使公開狎妓成為尋常之事，嫖客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上海十里洋場，妓女遍布通衢，「居然以里名其地，以堂名其居者，甚或並肩連袂，喜遊於河渠，擺柳妝花，炫鬻於茶肆」21。狎妓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文化形態，以至無妓不歡，進妓院已和進飯館無甚差別。無形之中，妓女身份得到許多市民認同，甚或成為某種象徵與潮流，如上海女子服裝變化，「女衣悉聽娼妓翻新，大家亦隨之」。22 
　　總之，中國近代城市問題是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城市化的畸形導致城鄉二元對立、兩極發展，為社會問題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而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結構無序，功能失調，城市社會控制的不力，造成城市問題的存在與蔓延。城市作為一個大的系統，其結構的合理有序是其各部分功能正常發揮，大系統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如果把城市系統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價值結構幾個層次的話，那麼經濟結構的協調是城市持續發展的基礎，政治結構與文化價值結構將對城市社會結構從外在制度與內在觀念兩個向度上起著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城市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而中國近代城市在這幾個層面上都存在著較大的不足，城市社會的迅速分化與滯後整合，城市結構的不合理、功能的不健全，助長了城市問題的蔓延與發展。所以，城市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一個過程，它在中國近代城鄉互動與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的進程中產生，並在某種程度上作用於這一進程。

三　功能強化
　　城市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被動產生的過程，在其產生以後，在特定的情境中，還往往選擇性的具備和不斷增加自身的隱性功能或替代功能，滲透並作用於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強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基礎。
    （一）排泄功能 
　　首先，娼妓和鴉片能滿足部分城市下層市民的生存需要。近代城市社會在縱向上的分化較大，官僚、商人、資本家及軍閥腰纏萬貫，揮金如土，相反，工人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如上海1923年人力車夫工資低的每月只有八元，其時，上海的人均家庭最低生活費每家（以夫妻二人算）每月至少須十六元23。這也是多數人力車夫單身生活的原因。而幾角錢即可「住局」或「開門」一次的低級釘棚（妓院的一種），則可滿足貧窮光棍漢的衝動。這便為娼妓賣淫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另外，鴉片在近代城市中頗為廉價，一度成為小販苦力等城市下層人民鎮痛、催眠、解乏之良藥，使其暫時獲得生理及心理的滿足和安慰。
　　其次，妓院和煙館也往往是情感發洩的重要去處，如近代城市中的「文人」因科舉廢除而喪失了幾千年來所一貫追求的「仕途」，被迫向新型知識份子轉化並日趨邊緣化，彷徨之際往往求一時之沉淪。王韜在上海時曾一度是妓院的常客，並著《海陬冶遊錄》24。另外，近代城市市民沒有了傳統職業的安全感，列強入侵、軍閥混戰使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時常面臨威脅，長期的焦慮與恐懼讓他們渴望慰藉與放鬆，在物質與精神上陷入困境時，許多市民吸毒、嫖妓，表現消極墮落、及時行樂，表達人生的無望和對社會的不滿與報復。妓院和煙館在某種程度上排泄了這些焦慮與不安，對病態社會的維持卻有一定的安全閥作用。這也是城市問題加劇的一個內部根源。 
    （二）象徵性功能 
　　近代城市中的煙館，不僅是滿足煙癮，而且體現吸食者的品位，其陳設裝飾也多為滿足此功能而各具風格，如時人描述十九世紀70年代上海幾家名煙館：「上海一區，爭奇鬥麗，即如煙館一事，眠雲閣之華麗，醉樂居之雅潔，南誠信、蓬萊園之冠冕堂皇……」25。這些煙館適應不同顧客的需要，其所營造的氛圍使它成為一種具表現功能的符號象徵，展示了不同的地位、身份、愛好與情趣，人們在此種認同下進行著資源分享與交換。近代吸毒不僅發生在煙館，而且進入了家庭，曾一度成為地位、身份的象徵，以至後來上行下效，鴉片成為應酬客人的必需品，如天津「中等以上住戶，每以鴉片款客為榮」26，吸毒成了有錢有閒的地位象徵，以至媒人說媒以日吸幾錢煙膏為衡量家財的標準，遇紅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張煙榻為場面大小。上層階級對毒品的追求，對下層社會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和導向作用，形成一種奢靡的社會風氣，如貴州省不少地區「幾乎家置煙燈，以為日常生活及供應酬客之必需品」，綏遠省「以大煙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習慣」。吸毒成為一種象徵，一種時尚，也便難怪有人調查，吸食者的職業，政界佔21.4%，軍界佔15%，商界佔21.67%，學界佔18.75%，勞動界佔25%。27 
    （三）建設性功能
　　娼業和吸毒不僅僅具有消極的排泄作用和象徵性功能，因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會認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還逐漸具有了「建設性」功能。在高級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