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婚姻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延续后嗣。当时人们乞盼多子多孙，象《诗·周南·螽斯》说：“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就是借螽斯多子来抒发自己的愿望。《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杨伯峻解释说：“其父多妾媵而庶子鲜少，故不愈娶舅氏家人，谓舅氏家女不生育也。”[22]由此可见周代贵族希望从婚姻中多得子嗣的愿望。《左传》也往往是论及贵族子嗣时，方提到贵族配偶。如“陈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贵族的配偶，尤其是诸侯的配偶往往因生下承继宗嗣的儿子而改变命运。典型的例子是宋平公之御妾弃，她的儿子佐立为太子后，她的位次也擢升为君夫人了。[23]鲁国的成风、敬嬴、定姒也都不是正夫人，但她们的儿子日后都成了国君，所以她们也都被称为夫人，死后丧葬也与正夫人规格无异。[24]
周代婚姻虽然被许多非情感因素掺入，但从普遍意义上看婚姻本质上是满足人类生理、心理需求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当时男女婚配不是出于质朴恋情的缘故。《诗》中有许多描写男女两情相悦的篇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可见周代中下层社会成员的婚姻，其本质还多是纯粹的。那么，当时人们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不难发现男子是喜欢美女的：徐吾犯妹美，才使得公孙楚、公孙黑争着求婚。申公巫臣娶夏姬、崔杼娶东郭姜、华父督娶孔父嘉妻也是因为她们美貌，为此，巫臣不惜弃国、崔杼不避同姓、华父督更是攻灭孔氏来夺其妻。[25]与男子择娶美妇的现象贯穿古今相比，周代女子择偶倾向就极富时代特征了。至少在西周、春秋时代，女子们喜欢尚武有男子汉气概的男性，因为那正是一个“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的时代。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公孙楚、公孙黑争聘徐吾犯妹的例子，二人次序亮相，让美女选择。公孙黑“盛饰而入，布币而出”，公孙楚则“左右射，超乘而出”，结果美女看中了孔武有力的公孙楚。[26]《诗·邶风·简兮》描述一个女子观看舞师表演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也是由于那女子喜欢上男子的强健威武。万舞，可分为文、武两种，朱熹《诗集传》说：“万者，舞之总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足见万舞可以表现雄昂的气概。所以楚令尹子元欲亲近文王遗夫人息妫，就在她的宫侧表演万舞。但息妫说：“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着实令他汗颜。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周代还有许多特殊的婚姻形态。如烝、报、奔等。“上淫曰烝”，一般指与庶母和兄嫂婚配。如卫宣公烝夷姜、晋献公烝齐姜、昭伯烝宣姜都是与庶母发生的。晋惠公烝贾君则是与嫡长嫂发生的。“淫亲属之妻曰报，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27]《左传》宣公三年载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的确是与叔父之妻发生的。奔，杨伯峻解释：“娶女不依礼曰奔，犹近代之姘居。”[28]《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其幄盖孟代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又《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除烝、报、奔外，父娶子妇的现象的例子也有，如卫宣公娶大子急之妇宣姜，楚共王娶大子建之妻嬴氏。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特殊的婚姻是原始婚姻的遗存形式，笔者感觉欠妥，只能说它们是中国文明早期的一种活跃的政治现象，与当时贵族骄奢淫逸的习气不无关系，也是在尊卑长幼壁垒森严的思想尚未完全封锁、窒息社会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至于周代历史不绝于书的私通，由于不是正常的婚姻，这里就不赘言了。
附记：本文是提交给冯尔康先生的一篇习作，题目虽为《周代婚姻琐谈》，基本史料却只限于《春秋》经传、《仪礼·士昏礼》和《诗》。现在看来，改题为《春秋婚姻形态》更为恰当。现仍其旧题，一是想保持其原貌，二是《左传》等史料中蕴含的春秋婚姻形态、内容的信息比较丰富，据以研究周代婚姻问题，才能谈得全面透彻些。考察西周、战国时期的婚姻，则只有金文、《史记》、《战国策》等材料可资利用，且不易说清。春秋虽已进入东周，但婚姻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当有很强的延续性，《春秋》经传中描述的婚姻形态基本能反映西周时代的状况。本文提到的春秋时人违背“同姓不婚”、尊祖告庙等传统礼制的现象及时人的批评，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传统礼制存在于西周时期，甚至扎根于更古远的过去，有很强的文化惰性；另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更，原来具有很强约束性的礼制亦渐渐松驰。至于西周金文材料中，最能据以考察婚姻形态的那一部分，主要是女性的名字。它们多出现在媵器铭文中。周代女性的名字因为带有娘家的姓，很容易显示出联姻的两个家族的最基本的情况，即它们各属于哪一国、哪一姓等等。此外，一些金文材料记载了女性与其夫共同祭祀夫家祖先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婚姻的主要职能是生育后代、延续家族的兴盛。关于西周金文材料中所见的婚姻问题，笔者欲搜集材料、另文说明。对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参看前人的有关论著。[29]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9页。
[2]《左传》襄公十二年。
[3]《左传》桓公八年。
[4]《左传》襄公十五年。
[5]《左传》昭公二年。
[6]《左传》桓公三年。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9页。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11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11页。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88页。
[11]《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12]《左传》昭公元年。
[13]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昭公元年、襄公二十八年。
[14]《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15]《左传》僖公十七年。
[16]《左传》文公六年。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10页。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10页。
[19]《左传》昭公元年。
[20]《左传》隐公八年。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92页。
[23]《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24]《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25]《左传》成公二年、襄公二十五年、桓公元年、桓公二年。
[26]《左传》昭公元年。
[27]《诗·邶风·雄雉》孔疏引服虔之语，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74页。
[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01页。
[29]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17辑，中华书局，1983年。朱凤瀚：《论商周女性祭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曹定云：《周代金文中女子称谓类型研究》，《考古》199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