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头脑中接受了来自公益公道或感情冲动的引导，他才愿意选择合作。公益公道观念和感情冲动都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原子化的个人无从关联，也就不会有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为感情而发生的行为。 更麻烦的事情来自村干部的违规。由村民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们在维护村庄秩序时，必须表现得强大有力，他们的强大有力主要来自村民的支持，而只有当村民组成持正义立场村干部强大的后援力量时，村干部才敢于抵制村庄以外世界的掠夺和争取村庄内部少数异议者的合作。而当村民之间互不关联时，强力行为的村干部在对付地痞或上级时孤立无援。不仅如此，他在力促村庄内部协作时，他当然可以为大多数村民带来利益，但他也在一一损害着少数村民的利益，其结果往往是得到好处的大多数村民并不站在强力行为村干部一边为他声援，而利益受到损害的村民却坚定地一一起来反对这个正在为着大多数村民办事的村干部。 村干部无法从缺乏社会关联的村民中获得支持，他们强力的行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强悍，有时村民就选择那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这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时，他们强烈的个性使他们敢于抵制上级的不良安排，敢于以拳头与地痞展开身体对话，敢于用语言暴力抑制少数村民的不合作行为。有时这些选举出来的强悍的村干部将村庄治理得很有秩序，他们很少依靠选举来获得保持村庄秩序的资源与力量。也正因为他们不从选举中获得什么，他们在保持村庄秩序时就可能有益，但更多的时候可能对村民有害。互不关联的村民不久就发现，他们对那些选出来的横行霸道的村干部无可奈何。 村干部能否获得支持，与村庄社会关联有密切联系。在村庄社会关联度比较高的村庄选举中，选出来的村干部大都是那些社会关联密集者，如在村庄有声望者，已经致富的“能人”等等。有声望的“能人”一呼百应。在村庄以传统社会关联为主导时，因为强大的村庄舆论、面子声望观，出任村干部者往往是村庄道德的典范，他们大都是保护型的村庄经纪。而在村庄以现代社会关联为主导时，那些经济能人致富的经历引起村民对他能力的仰慕，他的财富又足以滋润他的人际关系，使他具有仗义的名声，并获得一些诚心跟从他的人们。这样的经济能人当上村干部，他们当然有办法也有足够的资源来抑制少数违规的村民，从而有能力达成村庄内部的合作和抵御外来骚扰。不过，这些经济能人当上村干部，且形成了单极的别人无可匹敌的局面时，他难免会有所骄傲，不大看得起一般的村民，他可能与乡镇甚至地痞勾结起来，他因此可能造成一般人所造成不了的对村庄的大的破坏。他若希望利用村庄为自己私利服务，他也往往可以得逞。[23]在经济社会分化型村庄，因为有了一个或一些在一般村民中凸出的精英人物，这些人物具备声威或财富而有能力建立长长的社会关联，因此有可能改变村庄的原子化状况。 3、乡村危机的村庄原因 可以从很多层面讨论乡村社会的危机。而构成当前农村总体严峻局面的一维因素即为乡村干部短期行为。在村庄社会关联度很低的时候，村干部不能从村民中获得有力支持，他们就会求助于乡镇。恰恰乡镇一直离不开村干部这条“腿”。乡镇在与村干部们博弈时，他们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干部为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服务，人民公社的制度记忆则为当前乡村关系提供了最为方便的传统资源。面对散漫而互不关联的村民，村干部失去了抗御乡镇过度提取以保护村民合法权益的内驱力。村民则因为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他们不能阻止乡村干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短期行为，他们至多会消极抵制（典型如拖欠超额的税费提留任务）。乡村组织面对缺乏积极抵制能力的村民，便可能以牺牲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潜力来达到自己的短期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高息借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村级组织甚至以高达4分月息借贷以完成乡镇下达的提留税费任务，而这些借来的钱很可能被乡镇用作无效投资，比如我们在中部地区调查时，发现许多乡镇花费数百万元建有并无实际用途的建筑比如从来不放电影的影剧院[24]，或者直接用于吃喝。在缺乏社会关联的背景下，有些时候，短期行为的乡镇政府与得过且过的村干部们合谋，在村民的沉默中，造成了农? 迳缁岬奈；?？纯吹鼻澳承┑厍?毡槌鱿值亩裥耘蛘偷拇寮墩?窬椭?朗窃趺椿厥铝薣25]。 在乡村社会关联度高的地方，当村民看到越来越高的村级债务和越来越坏的村干部时，他们会积极行动起来，阻止那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个时候，乡村干部会感受到那些在社会关联度低的乡村完全无法感受到的压力，他们不仅在向村民提取方面比较依赖国家的政策，而且在对外借贷的时候，也不得不顾忌这些借贷本身的后果。如此一来，在当前乡村社会，也许可以看到如此一个景观，除了经济发展本身的影响以外，乡村债务特别是村级债务的高低及村干部的行为举止，与村庄社会关联有着密切联系。总的方向应该是D类村庄较C类村庄好，C类村庄较A类村庄好，B类村庄的情况最为严重。 李人庆讨论村落文化与地区文化差异的关系时认为：“南方村落村干部的村庄认同相对要高于北方村庄，村落文化对干部行使职权也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由于宗族关系较强，因此村干部在贯彻国家意志所遭受到的阻力比较大。”“北方村庄的干部在国家与村庄利益关系中，有可能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站在国家的一边。”[26]换句话说，因为南方农村传统社会关联度较高，村干部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倾向于成为村庄利益的庇护人，相反，北方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甚至现在仍然以国家意识为主导，河南省的刘庄和南街村可能就是这类典型。我们在江西宗族意识较强地区的农村调查，相对较低的农民负担即可以激起农民的强烈情绪乃至于群体性对抗。但在湖北荆门这个缺乏传统的农村，相对江西高得多的农民负担，农民大都以个体拖欠税费的办法来予抵制，很少有群体性的农民对抗事件发生[27]。 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干部会受到村民强有力的约束与监督，同时，他们在与地痞或乡镇讨价还价时，也可以从村民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一来，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合法性和他们的行动能力就一致起来，村庄选举终于在高度村庄社会关联的介入下有了发挥作用的希望。 从以上考察可以得到两点推论：第一，近几年某些地区出现的严重农村形势，并不全是国民经济形势波动和乡村干部短期行为所致，而是与村庄社会关联有着密切联系。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使国家为让乡村社会度过难关所设计的政策安排落了空，从而使本来具有弹性的国家政策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效力。相反，在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尽管国家的政策安排中存在着大量让乡村干部以短期行为来谋取私利的机会，具有高社会关联度的村民却可能以一致行动进行有力抵制。在宏观背景不变的情况下，高度的社会关联扩大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选择能力。第二，虽然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为获得村庄秩序而安排的，但村庄秩序的保持事实上与民主的关系不是很大，反而是与村庄社会关联度这一村庄内在的性质关系很大。  村民自治事实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这种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需要的村庄社会基础正来自于习惯法和经济社会分化即来自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而正是社会关联度的强弱，与村庄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结语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无力为所有村庄提供足够的秩序，新颁布的《村组法》明白无误地表明希望通过动员村庄内部的力量，以民主的办法来达到村庄秩序。换言之，与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强力渗入农村相比，当前国家在政权建设中，希望以村庄为边界来达成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均衡互动。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