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的后现代性。”20 

　　如果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仍然还对“元叙事”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利奥塔重写现代性则是集中精力对现代性的标志——元叙事和宏大叙事进行批判，他还进一步指出：“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异化的价值的来源），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富有，甚至还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包括在现代性（相对于古代的古典主义）之中的话——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得救。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21经过重写之后的现代性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后现代性，甚至他认为后现代性并非是现代性之后才产生的，“相反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不但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举例来说就像乌托邦计划，也像解放的大叙事包含的明确的政治计划致力达到的最终稳定性那样。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22利奥塔之所以在对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时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后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危机的范畴，其概念的不稳定性导致四面受敌，因此他一方面通过重写回到教义、理性和合法性，找出现代性根本缺陷之所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现代性的内容充实后现代性，以重写来完善其后现代计划，并指出现代性的暂时时永远都是不稳定的，只有在其超越自身、指向未来——走向后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获得其存在价值。可见利奥塔的重写计划是很讲究技巧的，但是现代性只有在走向后现代性才能克服其自身矛盾的构想并不一定是合适的——后现代性依然处于各种矛盾和悖论之中。 

　　在对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鲍曼则对后现代性持保留态度，并把现代性作为一项尚未完成且无法完成的规划。鲍曼著述颇丰，在现代性问题上主要有他自称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1987年）、《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年）、《现代性与矛盾性》（1991年），和被贝哈兹称为的“后现代性三部曲”——《后现代伦理学》（1993年）、《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1995年）、《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年），以及2000年出版的《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认为现代性的首要方面是“把历史看是知识的永不停息的进步，看作是一场最终能够胜利凯旋的艰难的战斗，看作是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真理反对偏见、正确知识反对迷信、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它把自己看成是理性王国，其基本特征就是“变迁”，并且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过程性的语词，是一个“尚未实现的规划”，是“向未来无限开放的”23。因此，他的目标就是要不断完善这一过程并不断接近这一规划的完成，因此他第一本现代性著作《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结论部分指出24： 

　　现代性活在西方的文化传统当中，并从这种文化传统当中获得生命力，保持和发展这文学化传统，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实践所担负的使命。对于真理、道德权利、审美判断之标准的发现，依然摆在我们的前头，丝毫没有丧失其紧迫性、重要性和现实性。后现代状况的预言家所发布的讣告，至少有些过于匆忙了。从现代性规划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状况在实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要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履行他们的使命，从而不被看作是多余的话。现代性的时代（其特征体现为人格自律和社会理性化的二元价值）不能就这样结束了；只有彻底去实现这一规划。目前，现代化尚未成功，知识分子的使命依然是将现代性规划这一未竟之业进行到底。 

　　鲍曼由此反思现代性所造成的后果，认为法西斯式的大屠杀既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25因而他指出现代性应该表现为一种对秩序无止境的建构，“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26。这种秩序不是回到或接近理性之颠，也不是以一种新理性或新秩序压倒旧有秩序，秩序的对立面并不是另外一种秩序，而是混乱。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却无力解决这一问题：为了避免大屠杀式的混乱，必须建构一种严密的秩序，并以之作为现代性目标；秩序的确立同时又导致失序，导致后现代性的产生和猖獗。但鲍曼又是反对后现代性的这种混乱的猖獗态势，并且认为“后现代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某种终结，拒绝现代性的疑惑。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在远处密切地和清醒地注视它自身，注视它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变革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是一个时代来临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远处而不是从内部审视它自身，编制着其得失的完整清单，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发现以前从未明说的意图，并发现它们是彼此不一致的和抵触的。后现代性就是与其不可能性妥协的现代性，是一种自我监视的现代性，它有意识地抛弃了自己曾经不自觉地做过的那些事情。”27他试图让后现代性对现代性进行自我监控和调节，但是后现代性这个范畴自身也危机重重，于是又采取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取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问题28，现代性是持久的、变化的，并在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中以不同方式存在，流动的现代性实质上就是后现代性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并试图以个体、共同体以及时间等角度来阐述这一概念，甚至还特地为此撰写专著《个体化社会》（2001年）和《共同体》，并最终指出：“现代性的计划不仅是未完成的，而且是无法完成的，正是这种无法完成性是现时代的本质特征。因此，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批判的工作没有限制，也不能达到终点。”29由此可见，他所谓的未完成且无法完成的现代性实质上就是后现代性或流动的现代性，但他同时也并不认为这种现代性是完善的，相反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因此他在晚年的时候撰写《后现代性伦理学》、《社会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等著作，希望试图建构一个现代性道德方案，以一种美学化的道德观念重建一种确定性的安全感。 

　　而在现代性是终结还是开始的问题上，意大利思想家凡蒂莫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持相反的的观点。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中也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如吉登斯所言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他认为现代性是先假定了一个虚拟中心的存在，从而把所有时间按照一定秩序排列在这个中心的周围，并把历史当作一个线性的不断解放的发展过程，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才存在价值；但是，他认为这种价值是虚无的，“所有价值的真实本质是交换价值。当由最高价值(上帝、理性) 所确立的等级秩序崩溃时, 价值系统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表现得比其他价值更高或更可信。每一种价值都可以被转换成或交换成任何其他特定的价值”30，以一种反理性、反秩序的立场重新审视现代性，从而获得现代性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已经终结的结论。贝克则指出：“正像现代化在19世纪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出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现代化正在瓦解工业社会并形成另一种现代性。……我们目击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它的开始——即一种超越其古典工业化设计的现代性。”31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其本质特性可分为三个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