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移植
  
　　中国传统的医事制度大抵承袭这样一条模式：朝廷太医院的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或由官吏奏保入宫，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游方郎中充任。中医既无医院组织，也没有西医那样由社会支持的资金来源、人员力量和不断更新药物与设备的能力。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这种传统的医疗格局延续了几千年，直到近代西医东来，医院制度引进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革。
西方医院制度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体现了极大的优越性。其规模效应表现为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断更多的病人，使工作效率提高，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个人成就便是鲜明的例证。上文述及，嘉约翰医生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以嘉约翰在1875年7月1日这一天为例: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膀胱结石切除手术一例；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肛门瘘手术一例；切除包皮一例；眼科手术一例；骨科手术一例。[13]一个医生一天之内总共做了七类八例手术，如果没有固定的场所，配套的设备和服务，即使华佗再生也无能为力。医院制度也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中国传统医学里，诊断、医疗、配药几乎都是由医生一人负责，一医多能。西方医院则有合理的专业化倾向，除了传统的内外科之分，还出现了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非常细化的专业分工。医院制度的确立还有助于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也为医疗科技的进步营造了良性的氛围，新的发现和发明会不断的用于临床。从而改变了中医那种数百年难以更新药物与设备的状况。
　　在医疗行政方面，政府开始效法西方模式，医事制度的衍变也逐渐呈现西化的态势。光绪31年（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次年，巡警部改称民政部，下设五个司，其中卫生司的职责就是掌管全国卫生事务。卫生司工作人员称为司员，当时设司员12人。[14]民政部卫生司设立不久，即着手筹办由卫生司直接管辖的医院，在清档案里称为卫生医院或京城卫生医院，一般文献称为官医院或京城官医院。[15]这便是中国近代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和官方医院的雏形。京城官医院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限于急诊），以及陆海军军官和士兵、新制学堂学生、伤病急切者和巡警人员，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1915年在北京设立中央医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开始变革卫生行政机构，1928年11月，成立卫生部，为全国卫生行政的专管机构。后来卫生部又经裁并为卫生署，先后隶属于内政部、行政院管辖。直到1947年，才恢复卫生部的建制，下设医政、防疫、保健、总务四司，另设中医委员会等组织。[16]地方卫生机构的设立，以1921年广州设立市卫生局为先河。1927年以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市也相继设立。省、县两级卫生机构的设立大体始于1934年6月，江西省首先设卫生实验处。其后湖南、甘肃、宁夏、青海、浙江各省相继设立类似机构。县级卫生机构以江苏、浙江两省设立较早，1932年已设县立医院多处，办理医疗救济及卫生事宜。到1947年，全国约有县卫生院1397所，县卫生所18所，区卫生分院352所，乡镇卫生所783所，病床约达1万余张。[17]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以师父授徒为主要方式，或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这种传播途径表现出自私和狭隘的局限。西医对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有着一套正规的范示，表现出整体和规模上的优势效应。洋务人士薛福成在欧洲考察西洋医学后，对比中西医的的特长，分析西医学不断发展的根源：“惟中国名医，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给以凭照，即可传授广远，一朝致富，断无湮废之虞，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蒸蒸日上也。”[18]对中西两种培养模式体现的利弊，民初著名医师伍连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千年来，吾国之通病，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没，而各国则反是。有所发明之理，惟恐人之不知。朝得一方，夕遍全国。”[19]西方医疗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伯驾来华之初就开始了的尝试，招纳培训有志青年并成为自己的助手。早期教会因为医护人员有限，多半在中国招收学员。通行的做法是，医院兼带生徒，训练医生、医务助理、药剂师、技术员及兴办护士训练班等。但这种零散的培养方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适应医药事业的发展。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意识到教会医院“现时最紧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护士和助手，医学教育是医药传教士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20]在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教会大学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中华归主》对1915、1916、1917、1920年的医疗教育事业情况有所记载，兹列表举示：

表1－4  1915――1920年医疗教育事业情况
 
年代医学校男学生女学生护士学校学生
1915232906738272
1916173116851465
1917213896365715
1920102233258342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1200－1201页。 

　　在所有的教会医学校中，对中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北京协和医学院最为著名。资料显示，1921年至1933年，共有908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到协和进修，191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1935—1936年共有175名进修生；1936年，协和共毕业166名医师和86名护士。[21]这些人才都成为当时中国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西医培养人才的模式对近代中医教育同样产生了示范效应。中医教育开始模仿西医的组织形式，并逐渐移植西医的教学内容以及理论和实践上的学术规范三、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端 
　　西医东来，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启起到了促发作用。中国人之所以被诟为“东亚病夫”，除了国力衰微、百姓羸弱的一面，还有一个不良卫生习性和生活环境恶劣的问题。国民公共卫生观念薄弱是十分严峻的现实，来华的传教士医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卫生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与其它事物不相联系的问题。疾病、贫穷和愚昧是相伴随的。不可能期望人民所面临的这些卫生问题可以单独解决而不顾及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22]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医师开始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他们倡其先声，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并积极投身其中。在他们看来，宣传和组织卫生公益活动是社会移风易俗，改变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在江南城镇，居民卫生意识和生存状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富家宅院皆有厕坑。但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城镇粪便、垃圾则由专门行业负责，卖给郊区的农民当肥料，但是随处乱放尿桶、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仍很严重。[23]在上海华界，恶劣的卫生状况甚至让郑观应大为叹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24]作为首都的北京，糟糕的卫生状况同样令人担忧：“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以京师为最，人畜之类，堆积于道，晴则碾成细末，大风一起，扑人口鼻，不可向迩，雨则与泥沙容成一片，至不可插足”。[25]到处可见“全面淤积起来的所有脏物，都堆积在大街上，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