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肇始(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26]帝王之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恶劣的卫生状态使中国招致恶名，甚至被诟为传染病的发源地。著名西医伍连德在《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一文中感慨道：“……堪痛惜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闻之不胜忧愤。”[27]
提倡公共卫生教育是教会医疗事业一个重要内容。传教士多方呼吁中国政府和官员改善的公共卫生状况。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门邀请一位传教士医生从事这项工作，他在一些城市举办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演讲。1915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刷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撰文介绍疾病预防知识。[28]191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唤起群众对社会改良的参与热情，决定以公共卫生为主题，发动一个全国性的社教运动。这一活动由新任干事毕维康（William W.Peter）医生主持。他设计许多结合中国民族风情的视听教材和宣传资料，分析了不同的卫生习惯会带来不同的疾病后果。这次活动规模很大，影响不小，天津的学生在一年中共散发约10万份有关公共卫生的传单，在许多城市里陆续举办的公共卫生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29] 据巴姆记述，在济南传教士曾与当地博物馆及医学院合作，建立公共卫生宣传区，参观人群达450万人以上。他们用各式各样的表格、模型及实例说明，向公众展示出在中国疾病蔓延的原因，用确切可信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30]
基督教会相应的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成立。1916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和全国医药学会公共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20年，经各方同意，改称卫生教育协进会。该会提供的宣传材料，印刷品有书籍、会刊和传单；图画有宣传画、图标、幻灯片和电影；模型和展览则包括婴儿福利、结核病、性病、眼病、霍乱预防、苍蝇、蚊子、老鼠、民族健康、人口等内容。社会各界纷纷使用这些材料，其中有一些教会学校和700多个传教士。[31]1911年东北灭鼠工作在教会医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取得成功，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11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32]
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年代初，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华界与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其规章制度已经一体化了。上海的具体做法是定时定点处理垃圾，启动自来水工程，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管理、流行病的防治等。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到20世纪初，华界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等方面基本采纳了租界的办法，并在食品检验、疾病预防等方面与租界合作，此时的上海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在总体上领先于全国。[33]此外，20世纪初，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
在中国乡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十分落后，卫生状况很差。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触目惊心。他们长期不洗脸洗澡，不换洗衣服，盛煮食物的器皿也常常不洗。传教士医生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怒江地区的教会甚至把“讲究清洁卫生”提高到教会十项教规的地位。在河南惠民医院门诊部和病房中，“护士每天都向人们宣传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的食物以及妇女孕期保健的重要性。同时出售有关的小册子。如1931年卖了2000册，并对农村进行20次巡回演讲，有时利用宗教集会，进行卫生知识的报告和演示。”[34]在传教士医生的宣传和引导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些地方的老百姓逐渐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建国初期，人们在怒江地区考察时发现“个人卫生，信教和不信教有所不同，信教者知道洗脸、漱口、梳头。……不信教者有的人一生只洗过三次脸”。[35]
诚然，西医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倾其所力，奉献良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落后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在当时十分落后而广大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显效甚微且举步维艰，中国依然不能摆脱积贫积弱命运，这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缩影。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数千年来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西人东渐，余波荡撼，侵及医林，此又神龙以后四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也”[36]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西医东渐以后给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带来的巨大变化。虽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同远不及其它科学技术深刻，且相对为晚又历经艰难，但凭籍执著地追求和不懈地努力，西医还是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尽管西医的医疗实践多数局限于城市的医院和诊所，也未对中国传统医学构成强大的挑战，但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1] 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hina and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p.277。
[3]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82页。
[4]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第406页。
[5] 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1995年第6期。
[6] N.D. Jewson,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ick-man from Medical Cosmology, 1770－1870, p235.
[7] [美]乔森纳·斯潘塞著，曹德骏译：《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8] 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第400页。
[9] Paul Varg. 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o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92.
[10]《中华归主》中册，第623页。
[11]杨念群认为，中西医疗体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疗空间感的差别。这种差别集中表现在治疗过程是在一个熟悉和公开的环境下展示连续性的技术动作，还是在一个陌生空间里的隐秘性行为。因此，中国人对西方医院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医院空间的适应。一些医院在为了取得认可，不得不对中国人做出某些迎合，如在医院里“设法保留或者模仿出病人原有家庭环境及人际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地疏离感”。参见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杨念群自选集》第418、432页。
[12] Haroll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ine Missionay Development.1921,p.19
[1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14] [清]《民政部所属各厅司衔名单》，《卫生司司员名单》，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号112。
[15] 王玉辛：《清末的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与京城官医院》，《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5卷，第3期。
[16]《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49页。
[17]《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55、1862页。
提倡公共卫生教育是教会医疗事业一个重要内容。传教士多方呼吁中国政府和官员改善的公共卫生状况。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门邀请一位传教士医生从事这项工作，他在一些城市举办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演讲。1915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刷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撰文介绍疾病预防知识。[28]191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唤起群众对社会改良的参与热情，决定以公共卫生为主题，发动一个全国性的社教运动。这一活动由新任干事毕维康（William W.Peter）医生主持。他设计许多结合中国民族风情的视听教材和宣传资料，分析了不同的卫生习惯会带来不同的疾病后果。这次活动规模很大，影响不小，天津的学生在一年中共散发约10万份有关公共卫生的传单，在许多城市里陆续举办的公共卫生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29] 据巴姆记述，在济南传教士曾与当地博物馆及医学院合作，建立公共卫生宣传区，参观人群达450万人以上。他们用各式各样的表格、模型及实例说明，向公众展示出在中国疾病蔓延的原因，用确切可信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30]
基督教会相应的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成立。1916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和全国医药学会公共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20年，经各方同意，改称卫生教育协进会。该会提供的宣传材料，印刷品有书籍、会刊和传单；图画有宣传画、图标、幻灯片和电影；模型和展览则包括婴儿福利、结核病、性病、眼病、霍乱预防、苍蝇、蚊子、老鼠、民族健康、人口等内容。社会各界纷纷使用这些材料，其中有一些教会学校和700多个传教士。[31]1911年东北灭鼠工作在教会医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取得成功，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11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32]
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年代初，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华界与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其规章制度已经一体化了。上海的具体做法是定时定点处理垃圾，启动自来水工程，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管理、流行病的防治等。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到20世纪初，华界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等方面基本采纳了租界的办法，并在食品检验、疾病预防等方面与租界合作，此时的上海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在总体上领先于全国。[33]此外，20世纪初，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
在中国乡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十分落后，卫生状况很差。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触目惊心。他们长期不洗脸洗澡，不换洗衣服，盛煮食物的器皿也常常不洗。传教士医生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怒江地区的教会甚至把“讲究清洁卫生”提高到教会十项教规的地位。在河南惠民医院门诊部和病房中，“护士每天都向人们宣传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的食物以及妇女孕期保健的重要性。同时出售有关的小册子。如1931年卖了2000册，并对农村进行20次巡回演讲，有时利用宗教集会，进行卫生知识的报告和演示。”[34]在传教士医生的宣传和引导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些地方的老百姓逐渐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建国初期，人们在怒江地区考察时发现“个人卫生，信教和不信教有所不同，信教者知道洗脸、漱口、梳头。……不信教者有的人一生只洗过三次脸”。[35]
诚然，西医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倾其所力，奉献良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落后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在当时十分落后而广大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显效甚微且举步维艰，中国依然不能摆脱积贫积弱命运，这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缩影。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数千年来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西人东渐，余波荡撼，侵及医林，此又神龙以后四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也”[36]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西医东渐以后给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带来的巨大变化。虽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同远不及其它科学技术深刻，且相对为晚又历经艰难，但凭籍执著地追求和不懈地努力，西医还是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尽管西医的医疗实践多数局限于城市的医院和诊所，也未对中国传统医学构成强大的挑战，但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1] 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hina and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p.277。
[3]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82页。
[4]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第406页。
[5] 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1995年第6期。
[6] N.D. Jewson,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ick-man from Medical Cosmology, 1770－1870, p235.
[7] [美]乔森纳·斯潘塞著，曹德骏译：《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8] 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第400页。
[9] Paul Varg. 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o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92.
[10]《中华归主》中册，第623页。
[11]杨念群认为，中西医疗体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疗空间感的差别。这种差别集中表现在治疗过程是在一个熟悉和公开的环境下展示连续性的技术动作，还是在一个陌生空间里的隐秘性行为。因此，中国人对西方医院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医院空间的适应。一些医院在为了取得认可，不得不对中国人做出某些迎合，如在医院里“设法保留或者模仿出病人原有家庭环境及人际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地疏离感”。参见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杨念群自选集》第418、432页。
[12] Haroll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ine Missionay Development.1921,p.19
[1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14] [清]《民政部所属各厅司衔名单》，《卫生司司员名单》，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号112。
[15] 王玉辛：《清末的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与京城官医院》，《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5卷，第3期。
[16]《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49页。
[17]《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55、18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