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风俗文化的交流(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意为风马。风吹过,经幡似马一样奔驰,为死者祝福。
到第四十九天(七期之末),家人去大昭寺,给门口的乞丐施舍,散点钱,让他们帮助祈祷:“神佛啊,请保佑死者快快投胎为人身吧!投胎为一个男子汉吧!投胎为好人之后吧!投胎为虔诚的佛教徒吧!”在此之前,家人不多唱、不舞蹈、不洗头、不饮酒、不游戏④
2、松赞干布及蕃使像陪葬乾陵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逝世后,在他的陵寝昭陵,为蛮夷君长凿石刻像,背后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⑤。其中就有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的形象,以示宠异⑥。后高宗逝世,建乾陵,其下有吐蕃使大论悉囊然的石像⑦。
杜齐说:
松赞干布的墓地也象周围其它的墓葬一样坐落在一块巨大的方形底座上。这块巨型底座很可能是作为举行与神圣建筑有关的仪式之用的。也有可能象汉文资料提到的那样是用来种植树木的。
根据钦则(钦则旺布,宁玛派僧人,著有《卫藏道场胜迹志》一书— —译者注)的说法,当时在松赞干布墓的上方有一尊松赞干布的浮雕像。赞普生前左右内相中选一至二人,专门派去守护赞普陵墓,为守陵制。守陵者免赋役①。
从陵墓建筑来看,唐蕃皇帝陵墓建筑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据汉文史上记载,唐太宗在修建其陵墓昭陵时,吐蕃赞普特派使者常驻昭陵。唐太宗死后,又特别将松赞干布的石浮雕像立于墓前。吐蕃自松赞干布时期,对唐朝的昭陵、乾陵都非常熟悉,因此有意仿效唐制。
以山南琼结藏王墓为例,从陵墓布局看与唐陵类似的是也有主次之分和等级之分,主陵高大,从陵相对略小,从陵墓封土形制看,均为依山为陵,封土为丘;以方形为尊、圆形为次。按主次顺序排列。前者以松赞干布陵为代表,后者以顿卡达陵为代表。再从陵前仪制,陵内设置制度等方面,均可看到吐蕃陵墓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唐代皇陵有立碑制度,而赤松德赞也立有墓碑,且碑上图形有龙蛇纹饰,与唐代皇陵石碑的纹饰完全一致。龟蚨制是唐代皇陵墓碑制度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的墓碑均有龟蚨,这明显是效仿中原陵墓立碑的定制。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有墓前设立石狮的制度,唐陵的石狮更成为墓葬的典范之一。
至于陵墓内部的设置,唐代王陵中均有五方镇墓石,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五方,以为“镇墓压胜”。而昂仁县布马村有吐蕃近似王陵的大陵墓,其中的一号墓中就有五件黑色砾石,与内地秦汉以来王陵内设的“镇石”之制相似。自唐代起,中原王陵中置设陶罐,内放粮食,即敦煌文书所见的“五谷仓”,旨在免除死者饥饿入陵之俗。昂仁县布马村吐蕃一号墓中也设有陶罐储粮。
六、其 他
1、吐蕃佛牙等传入西安广仁寺
黄灏说:“笔者曾在西安广仁寺调查,竟听到与此有关(指文成公主入藏时所带的释迦牟尼佛像)有关的信息。据该寺住持说,该寺有一座度母殿,有个藏文名称,较叫‘卓玛拉康’,显然这正是汉文‘度母殿’的藏文译称。殿内曾供一镏金铜度母橡,此像造于唐开元年间,系藏族由西藏送至长安的。为什么呢?意为藏族感谢汉地将珍贵的无价宝释迦佛像奉送给西藏,使西藏得到了佛的赐福为了报答汉地赠佛之情,藏族人民特造度母佛像送到长安供奉,以保护汉地人民。此像供奉,很久许多来长安(西安)的藏族领袖人物都曾到此寺,驻锡朝拜,其中就有在达赖及班禅、嘉木样等高僧大德。可惜今日只存其殿,度母像在文革中失踪,至今仍在查找之中。
据日本唐代高僧圆仁的赴唐游记中载,圆仁曾多次参礼长安的寺院的法会。有次他在法会上发现,朝拜祭祀的是‘吐蕃佛牙’,仪式极为隆重。这‘吐蕃佛牙’无疑是吐蕃赠送的佛牙。佛牙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吐蕃赠此佛牙,说明汉藏佛教文化关系的密切。”①
2、藏佛与汉族年节的关系
(1)年前也要扫墓,炸油果子(不同之处是用酥油)。
(2)除夕也要一家聚会吃年夜饭(藏族叫古突),汉族饺子中包的是钱币等物,藏族则包的是石子、盐巴、羊毛、佛像等来预测运气。
(3)春节也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只是藏历与汉历时间有差异,但藏历也受到汉历的重大影响。
(4)大年初一都不出门,全家按大小相互拜年,燃放鞭炮。
(5)初二开始出门拜年访友。
(6)正月十五举行灯会(不同的是藏族点的是酥油灯)②
3、松赞干布喜好唐人铜镜
18世纪藏族学者让琼多吉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松赞干布墓的内室中,藏有一幅铜镜:“令人注目的是松赞干布生前十分喜爱的一面吉祥铜镜,有一腕尺长,用丝绸包裹着。”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汉藏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的时代。吐蕃王朝时期只不过是藏族历史长卷中的一页,但这一时期却是藏族为缔造祖国大家庭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吐蕃与唐朝结成了“甥舅”“宿亲”的“社稷如一”的关系,在文化上通过交流的多种渠道也使汉藏文化密切交融,从而使汉藏两族结成了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后来汉藏两族继续携手并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丰富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来看,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人民所共有的,它们都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无疑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分,是应该加以认真总结的。
① 黄灏《吐蕃文化略述》,载《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袁光厚《漫游世界屋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谢热《古代藏族的祖先崇拜及其仪式》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
③ 拔塞囊著,佟锦华译《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⑤ 《通鉴》卷199.第6269页。
⑥ 《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卷964,第.11340页。
⑦ 《长安志图》卷中。
①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23页。
到第四十九天(七期之末),家人去大昭寺,给门口的乞丐施舍,散点钱,让他们帮助祈祷:“神佛啊,请保佑死者快快投胎为人身吧!投胎为一个男子汉吧!投胎为好人之后吧!投胎为虔诚的佛教徒吧!”在此之前,家人不多唱、不舞蹈、不洗头、不饮酒、不游戏④
2、松赞干布及蕃使像陪葬乾陵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逝世后,在他的陵寝昭陵,为蛮夷君长凿石刻像,背后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⑤。其中就有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的形象,以示宠异⑥。后高宗逝世,建乾陵,其下有吐蕃使大论悉囊然的石像⑦。
杜齐说:
松赞干布的墓地也象周围其它的墓葬一样坐落在一块巨大的方形底座上。这块巨型底座很可能是作为举行与神圣建筑有关的仪式之用的。也有可能象汉文资料提到的那样是用来种植树木的。
根据钦则(钦则旺布,宁玛派僧人,著有《卫藏道场胜迹志》一书— —译者注)的说法,当时在松赞干布墓的上方有一尊松赞干布的浮雕像。赞普生前左右内相中选一至二人,专门派去守护赞普陵墓,为守陵制。守陵者免赋役①。
从陵墓建筑来看,唐蕃皇帝陵墓建筑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据汉文史上记载,唐太宗在修建其陵墓昭陵时,吐蕃赞普特派使者常驻昭陵。唐太宗死后,又特别将松赞干布的石浮雕像立于墓前。吐蕃自松赞干布时期,对唐朝的昭陵、乾陵都非常熟悉,因此有意仿效唐制。
以山南琼结藏王墓为例,从陵墓布局看与唐陵类似的是也有主次之分和等级之分,主陵高大,从陵相对略小,从陵墓封土形制看,均为依山为陵,封土为丘;以方形为尊、圆形为次。按主次顺序排列。前者以松赞干布陵为代表,后者以顿卡达陵为代表。再从陵前仪制,陵内设置制度等方面,均可看到吐蕃陵墓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唐代皇陵有立碑制度,而赤松德赞也立有墓碑,且碑上图形有龙蛇纹饰,与唐代皇陵石碑的纹饰完全一致。龟蚨制是唐代皇陵墓碑制度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的墓碑均有龟蚨,这明显是效仿中原陵墓立碑的定制。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有墓前设立石狮的制度,唐陵的石狮更成为墓葬的典范之一。
至于陵墓内部的设置,唐代王陵中均有五方镇墓石,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五方,以为“镇墓压胜”。而昂仁县布马村有吐蕃近似王陵的大陵墓,其中的一号墓中就有五件黑色砾石,与内地秦汉以来王陵内设的“镇石”之制相似。自唐代起,中原王陵中置设陶罐,内放粮食,即敦煌文书所见的“五谷仓”,旨在免除死者饥饿入陵之俗。昂仁县布马村吐蕃一号墓中也设有陶罐储粮。
六、其 他
1、吐蕃佛牙等传入西安广仁寺
黄灏说:“笔者曾在西安广仁寺调查,竟听到与此有关(指文成公主入藏时所带的释迦牟尼佛像)有关的信息。据该寺住持说,该寺有一座度母殿,有个藏文名称,较叫‘卓玛拉康’,显然这正是汉文‘度母殿’的藏文译称。殿内曾供一镏金铜度母橡,此像造于唐开元年间,系藏族由西藏送至长安的。为什么呢?意为藏族感谢汉地将珍贵的无价宝释迦佛像奉送给西藏,使西藏得到了佛的赐福为了报答汉地赠佛之情,藏族人民特造度母佛像送到长安供奉,以保护汉地人民。此像供奉,很久许多来长安(西安)的藏族领袖人物都曾到此寺,驻锡朝拜,其中就有在达赖及班禅、嘉木样等高僧大德。可惜今日只存其殿,度母像在文革中失踪,至今仍在查找之中。
据日本唐代高僧圆仁的赴唐游记中载,圆仁曾多次参礼长安的寺院的法会。有次他在法会上发现,朝拜祭祀的是‘吐蕃佛牙’,仪式极为隆重。这‘吐蕃佛牙’无疑是吐蕃赠送的佛牙。佛牙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吐蕃赠此佛牙,说明汉藏佛教文化关系的密切。”①
2、藏佛与汉族年节的关系
(1)年前也要扫墓,炸油果子(不同之处是用酥油)。
(2)除夕也要一家聚会吃年夜饭(藏族叫古突),汉族饺子中包的是钱币等物,藏族则包的是石子、盐巴、羊毛、佛像等来预测运气。
(3)春节也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只是藏历与汉历时间有差异,但藏历也受到汉历的重大影响。
(4)大年初一都不出门,全家按大小相互拜年,燃放鞭炮。
(5)初二开始出门拜年访友。
(6)正月十五举行灯会(不同的是藏族点的是酥油灯)②
3、松赞干布喜好唐人铜镜
18世纪藏族学者让琼多吉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松赞干布墓的内室中,藏有一幅铜镜:“令人注目的是松赞干布生前十分喜爱的一面吉祥铜镜,有一腕尺长,用丝绸包裹着。”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汉藏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的时代。吐蕃王朝时期只不过是藏族历史长卷中的一页,但这一时期却是藏族为缔造祖国大家庭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吐蕃与唐朝结成了“甥舅”“宿亲”的“社稷如一”的关系,在文化上通过交流的多种渠道也使汉藏文化密切交融,从而使汉藏两族结成了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后来汉藏两族继续携手并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丰富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来看,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人民所共有的,它们都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无疑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分,是应该加以认真总结的。
① 黄灏《吐蕃文化略述》,载《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袁光厚《漫游世界屋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谢热《古代藏族的祖先崇拜及其仪式》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
③ 拔塞囊著,佟锦华译《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⑤ 《通鉴》卷199.第6269页。
⑥ 《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卷964,第.11340页。
⑦ 《长安志图》卷中。
①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