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个不同的边缘人集团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有一共同之点，即在「打天下」的阶段必须以边缘人为主体，但 在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则必须逐渐把政治主体转换到「士大夫」的身上。现代革命则是 在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革命夺权以后，政权的继续维持已不再有 一个「士大夫」阶层可资依靠了。社会解体产生了大批的边缘人，怎样把这一大批边缘人 组织起来，占据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课题。苏联式的「党」组织恰好 趁虚而入。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和直接师法苏联的共产党便是两个程度不同的边缘人集 团。从此边缘人占据了政治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从中心撤退，直到完全边缘化为止。
孙中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 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 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 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北伐前后国民党和胡适以及其它自由知识分子的关 系由友好变为敌对，也恰能说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孙中山本人对胡适是相当尊 重的，他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后，还特别要仲恺写信请胡适从学术观点予以评介。廖 仲恺、胡汉民等人和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辩论古代井田制度的问题，双方的态度都是严 肃而理性的。但是北伐成功以后，双方的关系迅速地恶化。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 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 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 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 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 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国民党上层中虽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 人，如胡汉民、稚晖之流，但是在中下层「党棍子」层层包围之中，也不免自我异化了 。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式全面推行「党化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决裂 的关键所在。1947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长竟约同党方 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种事最能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 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
但是国民党毕竟是一个不彻底的边缘人集团，它没有摧毁中国原有的一切民间社会组 织的企图，而且也无此能力。知识分子即使拒绝「党化」，还是能在困难中觅取生存的空 间。而且国民党虽然向往极权式的党组织，但它的基本理论规定它最后必须由「训政」回 归「宪政」。它因此不可能完全无视于社会的压力，包括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
2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49年才正式标志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半真 半假的话，他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原来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共产党已消灭了这「 五张皮」，因此知识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了。这句话有一半是真 的，即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确已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因为共产党 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口号的掩饰之下，彻底摧毁了中国两三千年发展出来的民间社会的 基础，一切民间自发的组织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 体」（"intermediate groups"）都被一扫而光。这是极权体制的本质使然，共产党决不 可能容许在他们的「党组织」之外，还存在着任何非政治性的团体，可以发挥稍具独立意 味的影响力。如果人民在需要采取某种集体的行动时，可以不用共产党的领导，而竟乞援 于其它社会团体，这在共产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记得1949年秋季在北平的时 候，曾有过关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讨论。这部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苏联一部分青年组织近卫军反抗德国纳粹军队入侵的故事。这部小说最初是曾获文学奖 的，但很快便被发现其中存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即这些抗德的近卫军在作者笔下竟是 民间自发的组织，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举此一例即可见共产党独占一切社会资源的心理 是多么的强烈。1949年以后，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无孔不入的、无远弗届的、包揽一 切的政治组织，因此绝对地控制了中国人的一切生活数据和精神资源及其运用的方式。知 识分子确是没有「皮」了。
但毛泽东的话中又有一半是假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依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 ，因为工人和农民也同样没有「皮」了。知识分子所依附的其实是共产党这张「皮」，工 人和农民也都是紧紧贴在这张「党皮」之上。工人不能享有罢工的自由，不能有独立的工 会组织；农民不能合法占有自己耕种的土地。这都是他们无「皮」的铁证。
3 政治边缘化全部完成
中国共产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最彻底的边缘人集团。这个过程的 本身便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最好说明。「五四」以后最先提倡共产主义 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当时都是在社会上负重望的知识领袖。早期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的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所以初期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边缘人的集团。 但是随着政治权力在党内的发展和革命行动逐步深入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份子大量涌入 了党组织之内。不但共产党的成长的过程如此，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如此，前引上海陈德 征之例便可为证。不过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激烈，以彻底而全面地破坏社会现状为号 召，对一切既有的文化价值都抱着横扫的态度，肆无忌惮（这便是后来所谓的「无法无天 」），因此也更能吸引边缘人。从此以后，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便是一部边缘人奔向权力 的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被挤出中心的历史。陈独秀的失败可以说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 。李大钊如果不是早死，其结局也决无两样。瞿秋白以文人的浪漫气质却因「历史的错误 」而成了党魁，这一段悲剧已在他的《多余的话》中交代得十分清楚。后来毛泽东屡屡诫 人莫要「书生气」，那真是「见道」之语。胡适在《日记》中曾引沈从文的小说中话：「 你要想成功，便得『痞』一点」，接着他说：「我不能『痞』，所以不能弄政治」（大意 如此）。这个「痞」字正是边缘人的特色之一。大致说来，共产党内的「成功者」起码必 须具备两大要诀，一是「狠」字诀，一是「痞」字诀。这正相当于毛泽东在自我估价时所 说的「虎气」和「猴气」。占上风时则尽量「狠」，「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落下风时则尽量「痞」，撒赖使泼，包括三呼政敌万岁，让对方摸不清自己的底细。 如此则可以化险为夷，渡过难关。知识分子如果真要保持「书生气」，则往往执着于「理 想」、「原则」、「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