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边缘化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 的历史现象。社会、政治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文化边缘化 的局面则是知识分子主动造成的。
1 国粹学派的自我边缘化实质
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已为西方文化所震慑，开始对于 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一辈知识领袖流亡到日本以后，恰 好碰上日本学术界西化的思潮高涨之际。当时日本有一派「文明史论」，以西方代表「文 明」发展的正流，日本史凡与西方相异之处都是歧出「文明」正流的所在，也就是日本落 后于西方的原因。同时不少日本学人又差不多无条件地接受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社会进化阶段说，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因此不同国家的历史基 本上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分别。日本史学家也曾根据这一观点写出了新式的中国史（他们有 时称之为「东洋史」）。这种观点当时对中国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明显是所谓「 国粹学派」（以《国粹学报》为主体）的史学家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 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便是一例。梁 启超也同样以西方史为模式来改写中国史。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三阶段论──上古、 中古、近代──也代替了以王朝为断代标准的中国史学传统。所以「国粹史学」表面上好 像是要发掘并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实质上则是挖掉了中国文化的内核，而代之以西 方的价值。例如国粹派的一位重要作者邓实，即接受「耕稼为君王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 民主的时代」这一分别，并断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即因前者仍为「耕稼」时代，后者已进 入「工贾」时代。他并且充满着信心地说：「此黄人进化之阶段，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 合而无间也。」后来冯友兰说中国和西方相比，在缺乏了一个「近代」的阶段，其实这种 理论早在三、四十年前即已为国粹学派捷足先登了。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也是在 这个时期（1905-11）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的。所以连邓实也形容当时知识 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2 双重文化边缘化的开始
「五四」则是文化边缘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虽已开始把中国文化 的内核改换成西方的价值，但毕竟还要在古代经典中费一番心思，而且这种改换究竟不可 能彻底，许多先秦的观念因此也得到一番现代的诠释，使古典孕育出新义。这和西方文艺 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颇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知识 分子在「国粹」两字的掩盖之下，继续认同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他们至少仍自以为是占据 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章炳麟、刘师培等人都有这样的自负，所以他们虽然一方面受到 日本西化思潮的影响，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对中国学术的传统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们却 不大看得起日本的汉学家，认为这些异国的研究者终究太「隔」了，抓不住中国经典的精 义。「五四」时代的人已大不相同，他们基本上反对以中国的经典来附会西方现代的思想 。而且他们老实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 之。不用说「五四」的知识分子已不肯再向中国文化认同了。所以这是双重的文化边缘化 ──即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从中心退居边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自动撤出中国文化的中 心地带。
这一发展自然也是有阶段的，并非一蹴而至。大致说来，「五四」初期，中国文化还 没有遭到全面否定；但到了后期则中国文化已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了。初期可以胡适为 例。胡适自始至终对于中国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他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认为 中国传统中也有「理性」、「自由」、「对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分。1917年他在英文 《先秦名学史》的「序言」中便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的同时也应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 获新生，而不应该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国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国故 」中也存在着现代价值的内核。这是他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主要原因。1960年他发表〈中国的传统及其未来〉的英文讲词，也还是这一基本观点 的继续。（至于他的〈整理国故和打鬼〉一文则反而是敷衍激烈派的一种「权言」。）
3 五四后期的极致发展
「五四」后期的态度则可以鲁迅和闻一多的某些言论为代表。鲁迅劝人不要再读中国 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果一定想读书则只能读外国书。闻一多在40年代更为激昂，他宣称自己已读遍了中 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又说：他在中文系任教，目的是要和革命者「里 应外合」，彻底打倒中国旧文化。这才是中国文化边缘化的极致。后期的人往往把「五四 」看作是「启蒙」，这当然是指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 其间的差异之大是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轻放过，以为这不过是借用西方史上的 不同名词而已。「复兴」还表示中国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东西；「启蒙」则是把中 国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
十八世 团 洲的「启蒙」是一种「?明」，它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 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期所歌颂的 「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 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只见到事物的影子，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 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 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使他们可以理解。哲学家为了改变洞中人的黑暗状态， 这时只有叫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着他指示的道路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便曾借用这个「洞穴」的譬喻来讲俄国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革命。「五四」后期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走的同一条道路。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挖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 用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一种西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填补了这个空隙。其结果 则是完成了上面所说的两重的文化边缘化。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与俄国的知识分子不 可同日而语，后者自十八、九世纪以来即已逐渐深入西欧的文化传统，法国文化的爱好（ Francophile）早已蔚为风尚。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 迫的功利心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