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同文同种的定义外，本文尝试探讨同种不同文的“中国属性”的可能性。内文主要以新加坡华人使用的华语变体与移民文化进程为探讨范例。 
一、新加坡华人类型 
　　移民到海外的华人族群，在与当地语言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不同的适应阶段：从初始的调适、进而逐渐融合，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甚至发展到完全在地化。在地化过程通常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部分海外华裔族群甚至发展出独具一格的语言变体、生活习俗。 
　　以新加坡为例，根据移民的时间先后、从事的职业类型、祖籍语言能力的退化程度、在居留地的文化融合情况等，便可将本地的华人略分为三大类型：土生华人、新客及新新移民。这三大类型的华人不时因对“中国属性”的不同认知而发生龃龉，越晚近的移民者往往指责前者“数典忘祖”或作风西化，这些争论中也无可避免地纠葛着居留地政经教育资源分配的利益冲突，而华语则经常成为争议的焦点。 
1．土生华人 
　　中国海上贸易发展历史悠久，1405年郑和率领浩大舰队开始七次下西洋的壮举，更让中国成为当时最大海上贸易强国。15世纪，中国福建省与广东省不少商人陆续移居马来半岛，并与当地的马来妇女或异族女奴通婚，生下的儿子称为峇峇（Baba），女儿称为娘惹（Nyonya）。他们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早期华人移民统称土生华人（Peranakan），这些华人在家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话，生活力求保存传统的华人礼仪习俗，在服饰及饮食方面，又创造出中马合璧的杂质特色。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为患，朝廷厉行海禁，不但禁造双桅大船，对通番下洋者的处罚也极为残酷。满清政府深忌汉人在海外聚集将成为反清新势力，在康熙56年（1717年）实行南洋禁航令，一方面禁止商船到南洋，也谕令南洋的中国商民回国。“所去之人留在国外，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一月，仍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 
　　清中叶对海上贸易的限制虽然放宽，但对南洋移民仍充满不信任感，限制移民出入国的禁令也更加完备，这种视移民为盗为奸，杀之不足为惜的态度，迫使土生华人只能选择在东南亚居留地落地生根。 
　　1819年，英国莱佛士将新加坡开发为贸易商港后，熟悉英国制度的马六甲、槟榔屿的土生华人纷纷移居到新加坡岛。他们接受英文教育，通晓英语，认同英国殖民者的价值观，在殖民政府部门与商行任职，享受特优的社会地位与待遇。 
　　自英国殖民地解体后，英校生不再与英国政权有从属关系，转而追求“身在何处”（Where you’re at）的本土自主权，他们在政治观念上彻底马来亚化，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积极地扮演主导地位。他们对于“从何处来”（Where you’re from）的中国认同相对薄弱，甚至与当时的中国共产政权产生敌对关系。 
　　目前新加坡土生华人只剩少部分在家仍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话，主要的家庭及工作语言都是英语，甚至是本土化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他们通常无法听说华语，更遑论读写华文，往往得透过英语来认识中国文化。 
2. 新客 
　　19世纪末，清朝式微，鸦片战争惨败后，更被迫签订允许西人在华招工的条约，晚清时期海外华人数量激增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美洲、非洲、澳洲。此时期移民南洋的劳工、工匠、零售商泛称“新客”，多半操着原籍地的汉语方言，包括俗称的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广东话、客家话等。这些方言分别隶属于南方三大方言群：闽方言、粤方言、客方言，相互间的可懂度很低。 
　　这些新客的教育水平低，而且大部分为文盲。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建立同姓或同宗亲组织、同乡会馆与同业会馆等华社组织。他们通常与祖国维系着较为密切的个人与文化联系，“华侨”也成为重要的革命之母，大力支助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民主建国大业。 
　　新客大多让子女接受民办的祖籍方言或华文教育。通商大埠新加坡远在清道光年间，就有华文私塾存在。而后侨领、会馆纷纷致力兴学建校，当时的“华校”一方面教导学生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灌输学生伦理道德思想；一方面也教导他们掌握基本谋生技能。 
　　二战后初期，虽然华校生也认同居留地的归属性，但是他们仍期盼与“从何处来”的祖国维持着象征性的文化联系，而当时东南亚国家正与欧美列强联手防堵共产思想蔓延，这些自认“中国属性”浓厚的华校生，政治效忠自然受到土生华人及本地其他族群的怀疑。 
　　由于华语在海外移民社会处于劣势，新加坡独立建国初年，许多华校生家长为了不被英文主流边缘化，纷纷把子女送往英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华校生也对下一代的不纯、不够中国化感到羞耻及不正当。总之，新加坡的华校生在本地社会处在一种两面受限的矛盾状态：既“太中国化”又“不够中国化”。 
3. 新新移民 
　　八九十年代，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全球化潮流下，新加坡政府极力欢迎中国大陆与香港居民移居到新加坡。这些近期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移民，已形成本地的华族“新新移民”，对新加坡华社也带来新“中国属性”的冲击。 
　　近年华文报章出现了大量新新移民的投书，内文往往突显他们出身自正统中华文化的优越感。他们投书批评新加坡华人的西化作风，也鄙视不纯正且被污染的新加坡本土华语。对于要求华语的标准化，他们的呼声也最高。 
　　这些新新移民的不满现象正好反映他们身在异地、心在汉阙的客居心态。其实，对想像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往往是新新移民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他们希望借此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 

二、华语变体的衍变与移民文化进程 
　　由于华语长期与当地通用的英语、马来语的接触，并在特有的政经、地理、文化等外在环境中孕育，终于衍生出杂质性的新加坡本土华语变体，这种变体语言普遍在“新客”及其后代间使用，部分新新移民也入乡随俗偶尔借用，以便与本地人更亲切自然地交流。因此，对华语变体进行切片，正可以管窥语言与文化进程的相互关系。 
　　华人到海外居住，为了与当地人沟通，便创造本土语言变体，例如早期土生华人说的峇峇话，便是糅杂祖籍方言及马来语而成。而目前在新马地区通用的本土华语变体也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各类词汇具体反映出不同移民阶段的社会文化变化面貌。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承用或摹拟在文化上占优势或通用的当地语言，借此产生音译外来语借词，以表达新的概念与事物。例如：反映西方事物或观念的英语移借词（例如：固本、礼申），以及反映当地住民的食品、植物、服饰、景观等的马来语移借词（例如：巴刹、甘榜）。可见，音译移借词乃初期移民调适当地文化的语言产物。 
　　同时，他们也以祖籍方言词语表达当地的风土民情。这些与中国普通话同实异名的祖籍方言移借词，可视为他们开始对当地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这些反映早期华人生活情况的祖籍方言移借词（例如：烧水、割车），后来也融入本土华语词汇。 
　　另外，在以英文为主导工作语言的新加坡当代社会中，也有许多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的自产特有意译词语（例如：组屋、拥车证），以反映本地生活环境与政府推行的政策。从音译转至意译移借词，标志着人们已从作客心理阶段开始发展至聚合阶段，并被当地的优势语言与文化所融合。 
　　可是，由于对优势语言英语的掌握不足，新客及其后代经常在一个句子里转换或者混杂不同的语码。这表明说话者已陷入词语匮乏的困境，通常被视为语言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无法有效地使用双语的证据。 
　　从音译与意译移借词到句内语码转换，再到句间语码转换的语言衍化，可以看出新客已经进入同化期，并确定落地生根的想法。对第一代移民而言，荣归故乡只是虚幻的期盼，而第二、三代移民对祖辈想像的祖国已感到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