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与遥远。 
　　新客的第二、三代移民更努力学习当地主导语言，而且他们也有能力根据不同语域，例如：巴刹、小贩中心、一般商店、百货公司、餐馆、邮局、银行、政府部门等，选择适当的语言对应。 
　　由于高度融入本地的主流文化，不管是新客或新新移民的后裔将越来越能流利地使用强势的英语，他们或许还保留少数的祖籍词语以及残余的祖籍“口音”，但他们的语言选择随着时间将与土生华人越来越难区分。 
三、语言政策造成的华族语言易位 
　　新加坡华人在海外华人圈可谓特殊的个案，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地区唯一一个公民与政府领导层以华人为主轴的国家。这个以华人为主导的政权，能视国家发展需要主动制定合乎生存发展的语言政策，这与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被动的语言同化过程有很大的区别。 
　　从50年代的两极化华英校教育制度，逐渐衍变到80年代以后，全面施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母语”（华语）仅为一门必修科的统一双语教育制度。新加坡学生因为在学校接触英语的频率比华语高，新一代双语人掌握英语的能力自然远胜于华语，同时也出现各类华文专才短缺的现象。 
　　而从1980年至2000年官方人口普查数字也可看出，由于政府所推行的语言计划，华族社群语言生态出现巨变：以华族祖籍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人口急剧下降。反观，华语后市看涨。至于英语，则呈现稳定增长。 
　　虽然英语目前处于次位，但由华族年轻一代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这种每年大约以2%推进的“脱华入英”速度，如果没有任何外力介入，快者30年、慢者50年，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母语将变成英语，而华语变成透过课堂学习而来的外语。 
　　正因为以英语为媒介的欧美思潮、通俗文化，在本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避免丧失自身的文化特性，新加坡政府特别强制规定华族学生必修华族“母语”——华语，还以华文科作为进入大学门槛的准则之一。新加坡政府采用“种族＝语言＝文化”的公式，认为母语的学习有助于灌输中华文化价值观，可抑制一些负面的西方价值观泛滥。 
　　自8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英语为行政语言的新加坡政府，也开始赋予华语一定的经济价值，希望华语成为开启中国经贸与投资潜能的工具，这也导致新一波的华社论战：学华语是为了经济利益，或是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许多在家讲英语的华人族群，对强制修读华语母语课程的政策还是有所反弹，甚至为此移民。近年来，政府为了抚平讲英语家庭的不满，还特为华语程度低落的学生开设华文B课程，以调低大学入学门槛的最低母语水平。 

四、开放中国属性的身份意符 
　　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而言，“身在何处?”与“从何处来?”的双重问号，不断质疑海外华人的身份，他们比中国人更迫切于解释“我是谁”的存在处境。 
　　中国作家王安忆在一个关于新加坡华语问题的座谈会上，曾公开表示她“为新加坡担心的是在于它没有一个彻底的纯粹的语言”。并认为“新加坡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说华语的问题，而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语言的问题。这语言应当不仅是工作的、科技的、实用性功能的语言，还是文化的、情感的语言。所以，假如它能够将英语掌握得如同英语社会那么纯熟与精深，就不必非要说汉语。” 
　　王安忆建议没有能力讲纯粹华语的新加坡华人干脆放弃华语，努力改学纯正英语，她内心充满着对使用混杂语言的新加坡华人的怜悯（或轻视）。许多尊崇“正统”的中国人无法了解新加坡华人为何不要求自己讲一口“标准”、高纯度的华语或英语，甚至还自认中英夹杂的语码为本土特色。他们无法了解本土化的语言夹杂现象，其实正反映多元文化的本质，身具多元文化属性的人不见得比单一属性的人低下。不觉得“羞愧”的新加坡或其他海外华人，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善用跨边界的游动优势，“颠覆”原来祖国或当地国的语言霸权，创造多种文化或历史诠释的可能性。 
　　新加坡华人比海外其他地区移民幸运的是，新加坡华人拥有国家主权及政策制定权，政治领导者也可以自由地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需要，主动调整国民的华语接触度与中华文化认同。或许新加坡人的华语程度有高有低，但他们都可以很自信的表明自己是“新加坡华人”，也不会因此对自己的文化源头何在而感到困惑。新加坡华人不必像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常常困扰于“会不会说中国话”，新加坡华人拥有的自尊与信心，丰富了中国属性的内涵，更让它多了份务实弹性及创造活力。 
　　以活跃于国际剧坛的新加坡剧场导演王景生为例，今年六月他受委策划德国柏林“正在过境”（In Transit）艺术节；紧接着他导演的音乐剧《牛郎织女》也在美国林肯中心开演；他的最新作品《寻找：哈姆雷特》（Search: Hamlet）近日也在丹麦成功演出。王景生接受新加坡华文媒体专访时表示，他渐行渐远后，越感觉到本土化的必要。他说，在国外看戏，当演出能让他更了解作品来源地的情况，往往特别感人，而“我的作品，也在叙述我所来自的地方的人类处境。” 
　　兼通中英双语的王景生正是因为他杂质的新加坡本土特色，才能在国际剧坛占有一席之地。再以在美国声名大噪的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Amy Tan）、徐忠雄（Shawn Wong）、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赵健秀（Frank Chin）等人为例，他们书写漂泊离散、悲喜参半的华裔家族史，以英文为主要载体的作品中，大量出现斜体拼音式的华文、中国俗语或俚语，这种杂质英语明示了使用语言的主权及创造语言的能力。他们自外于“标准”英语的书写，容许不同的声音发表意见。华美作家的作品说明了族裔属性及语言无所谓标准或单一。 
　　如果说以标准华语作为检验“中国属性”纯度是语言霸权，以传统中华文化为量尺更是缘木求鱼的作法。“中原文化”本身就是不断演化的，它曾因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元、清等异族入主中国，形成不同历史时期（例如：东汉的洛阳文化、北宋的东京文化、清朝全盛时期的北京文化）的文化特质。 
　　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列强的船坚炮利敲开大门后，从维新到五四运动的百年反思中，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潮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中国共产党更彻底接受起源于欧陆的马列主义，还曾发起运动破除四旧（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以正统“中原文化”为名的中国属性早已沧海桑田、几番更迭，海外华人移民又怎么可能寻回梦中那飘渺的原乡。 
　　总之，中国属性的意义并非单一及一成不变，更不存在预设的正统实体。中国属性不该限定在“同文同种”，按照华文程度区分高下。它应该开放为中国及海外华人共有，而且需要跟着个人或群体与环境、经验的相互作用，不断重新被界定、被表达。 
　　不必讳言，因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政策，导致年长一辈的受华文教育者至今仍存有被镇压的阴影。而被边陲化的他们，也只能以“数典忘祖”反击受英语教育的主流族群，镇日忧心于华族母语及中华文化的流失，会影响年轻一辈的种族认同意识。这个撕裂的旧伤痕必须被正视，然而简单响亮的爱国口号，或回归传统中华文化的梦想，都不可能让伤口愈合。 
　　唯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让中国属性成为开放的身份意符，才是最后和解的方案，对新加坡的讲华语社群/讲英语社群如此，对海外华人/中国人也同样适用。无论如何，新一代新加坡或其他地区的华人，族群认同再也不同于他们的祖辈，不管是王景生或谭恩美，都得重新寻求自我的文化定位与认同。 
　　在这彼此依赖又快速变迁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中，世界各地的华人何须再内耗于相互的敌视，唯有打破纯度中国属性的迷思，尊重彼此的差异，进而利用本土与全球、此处与他处、过去与现在等双重文化特性，在居留地与想像祖国间保持创造性的张力，进而深化丰厚自身杂质而具独特性的语言与文化形式，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东西方任何主流文化淹没，并得到他者或世界其他族群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