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尽管杰姆逊十六年前就已发现，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的物种的名称，正在逐渐消失。但也几乎是从那时起，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对这个假设的身份越来越认同，也越来越自觉，不仅曾有人在海外以此为名办杂志，而且讨论知识分子的文字也时有出现，当然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会。这一切似乎足以证明杰姆逊上述观察的武断；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切放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杰姆逊的论断无论正确与否，脱离现代性的语境，是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的。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特有产物。与现代性一样，“知识分子”起源于西方。尽管在西方的相对落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对稀少，因此，面对广大识字不多、信息不灵的大众来说，知识分子很自然会产生一种启蒙者的感觉。更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现代的知识与价值都来自西方，他们这些得天独厚能先了解这些知识和价值的人，自然就应该先觉觉后觉，承担起传播者和启蒙者的作用。因此，办教育、办刊物、译西书、搞演讲，就成了清末知识分子社团的主要活动。到了民国，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办教育是为了按照现代性的需要塑造人的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知识分子办教育则纯粹是跟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后面亦步亦趋，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的现代教育。办刊物则主要是两个目的，首先是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即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其次是发表自己对于种种事情的见解，而这些见解也往往以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为圭臬。最近二十年，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有所谓离开西方话语就会失语的说法。
中国知识分子缺的就是立法者的气魄和心态，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百科全书》派”那种给社会创造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给人类立下新的价值标准的雄心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也就是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在以前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而现在则是曾经洋人手，议论安敢到。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冲破一切禁忌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难看到的。他们也许对于传统能高喊“冲决罗网”，但对于西学则基本上深信不疑。由于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不但对西学不能批判，连基本的分析和消化也难以做到。人们既然不能分析消化，那么要表示自己的与时俱进唯一的办法就是制造和追赶学术时尚。而自主性则在这样的制造和追赶中消失殆尽。
由于没有自主性，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总愿意皈依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最近几十年，先挑明自己是什么主义者再发言已司空见惯，人们仍然觉得主义应该先于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思想界的争论往往一开始就变成主义和派别的争论。主义具有迫人的威势，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主义就是禁忌。例如，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人们就已经不敢说自己是唯心论者，就像今天人们不敢说自己是某个主义一样。意识形态的压迫有时未必通过政治权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某种政治权力挂钩以后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由于觉得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就是选择了人间正道，很少知识分子愿意像鲁迅或陈寅恪那样游离在政治权力之外。多数人总想选择一边，或用萨依德的话来说，总想被收编。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地方性特征固然与现代中国的独特语境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更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有关，这个趋向最初使中西知识分子看上去有明显的差异，如上面所说的，但却正在使他们在命运上越来越接近，即同样走向消亡。回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自主性呈现一个逐渐消失的趋势。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自主性特征。无论是康、梁还是严复和章太炎，他们都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对于西学他们主张择善而从，同时也能保持批判的头脑，章太炎更是对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设定和文明本身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就自主性而言他不比任何西方知识分子逊色。而对于传统或本土文化，这一代人固然严厉批判，不容稍借，但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但到了胡适、陈独秀这一代，对西方文明基本只有信而没有疑，对本土文化的否定则远比上代人要彻底。新儒家知识分子是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反题，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主张似乎截然不同，但同样缺乏自主性。他们不满与反对的只是现代性的道德效应，但对现代性的制度设计同样坚决赞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他们的学术与思想也不仅渗透了现代性的话语，而且根本属于现代性的范畴。而我们这一代不但更自觉地以现代性的规范来规范自己，而且也以现代性的话语去解读和规范本土或传统文化。“本土化”或“本土意识”只是标新立异的标榜，实际上却觉得离开了西方学术工业的话语或规范就没有思想和学问。知识人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渴望进入体制和认同体制，因为只有在体制中他才能得到他的自我认同——各类专业人员。就像独立的纽约知识分子到了丹尼尔•贝尔这一代不能不进入体制一样，今天再也不可能有章太炎、梁漱溟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在一个文化单位服务，没有体制性的承认机制（文凭、学位）就没人承认你是知识分子；而且你也不可能有发言权。而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心态又使得人们以专家身份而自得，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工业从业员。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限于中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事件。
这就使得我们对于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不能停留于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观察和描述上。为什么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现象学的角度都看上去有明显差异的中西知识分子，却殊途同归，走向了现代性给他们安排的共同命运？作为理性和自主性的形象体现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最终认同非人的、体现为体制要求的现代性的必然逻辑？为什么他们会甘愿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乐意以专家自傲？知识分子与现代性之间有无某种共谋的关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虽然韦伯将现代化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世俗化与理性化的过程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但现代化的确是按照资本的要求，根据工具理性的逻辑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制度化和体制化，使一切事物都能按部就班地为超人的权力所控制。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传播了知识，祛除了人们心中的迷信，为蒙昧者开启了智慧之门，铺设了一条通向进步的道路，让民众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文明。“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启蒙激进主义的实质，与其说是传播知识，勿宁说推动了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特有产物。与现代性一样，“知识分子”起源于西方。尽管在西方的相对落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对稀少，因此，面对广大识字不多、信息不灵的大众来说，知识分子很自然会产生一种启蒙者的感觉。更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现代的知识与价值都来自西方，他们这些得天独厚能先了解这些知识和价值的人，自然就应该先觉觉后觉，承担起传播者和启蒙者的作用。因此，办教育、办刊物、译西书、搞演讲，就成了清末知识分子社团的主要活动。到了民国，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办教育是为了按照现代性的需要塑造人的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知识分子办教育则纯粹是跟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后面亦步亦趋，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的现代教育。办刊物则主要是两个目的，首先是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即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其次是发表自己对于种种事情的见解，而这些见解也往往以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为圭臬。最近二十年，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有所谓离开西方话语就会失语的说法。
中国知识分子缺的就是立法者的气魄和心态，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百科全书》派”那种给社会创造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给人类立下新的价值标准的雄心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也就是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在以前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而现在则是曾经洋人手，议论安敢到。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冲破一切禁忌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难看到的。他们也许对于传统能高喊“冲决罗网”，但对于西学则基本上深信不疑。由于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不但对西学不能批判，连基本的分析和消化也难以做到。人们既然不能分析消化，那么要表示自己的与时俱进唯一的办法就是制造和追赶学术时尚。而自主性则在这样的制造和追赶中消失殆尽。
由于没有自主性，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总愿意皈依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最近几十年，先挑明自己是什么主义者再发言已司空见惯，人们仍然觉得主义应该先于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思想界的争论往往一开始就变成主义和派别的争论。主义具有迫人的威势，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主义就是禁忌。例如，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人们就已经不敢说自己是唯心论者，就像今天人们不敢说自己是某个主义一样。意识形态的压迫有时未必通过政治权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某种政治权力挂钩以后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由于觉得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就是选择了人间正道，很少知识分子愿意像鲁迅或陈寅恪那样游离在政治权力之外。多数人总想选择一边，或用萨依德的话来说，总想被收编。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地方性特征固然与现代中国的独特语境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更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有关，这个趋向最初使中西知识分子看上去有明显的差异，如上面所说的，但却正在使他们在命运上越来越接近，即同样走向消亡。回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自主性呈现一个逐渐消失的趋势。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自主性特征。无论是康、梁还是严复和章太炎，他们都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对于西学他们主张择善而从，同时也能保持批判的头脑，章太炎更是对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设定和文明本身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就自主性而言他不比任何西方知识分子逊色。而对于传统或本土文化，这一代人固然严厉批判，不容稍借，但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但到了胡适、陈独秀这一代，对西方文明基本只有信而没有疑，对本土文化的否定则远比上代人要彻底。新儒家知识分子是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反题，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主张似乎截然不同，但同样缺乏自主性。他们不满与反对的只是现代性的道德效应，但对现代性的制度设计同样坚决赞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他们的学术与思想也不仅渗透了现代性的话语，而且根本属于现代性的范畴。而我们这一代不但更自觉地以现代性的规范来规范自己，而且也以现代性的话语去解读和规范本土或传统文化。“本土化”或“本土意识”只是标新立异的标榜，实际上却觉得离开了西方学术工业的话语或规范就没有思想和学问。知识人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渴望进入体制和认同体制，因为只有在体制中他才能得到他的自我认同——各类专业人员。就像独立的纽约知识分子到了丹尼尔•贝尔这一代不能不进入体制一样，今天再也不可能有章太炎、梁漱溟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在一个文化单位服务，没有体制性的承认机制（文凭、学位）就没人承认你是知识分子；而且你也不可能有发言权。而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心态又使得人们以专家身份而自得，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工业从业员。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限于中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事件。
这就使得我们对于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不能停留于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观察和描述上。为什么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现象学的角度都看上去有明显差异的中西知识分子，却殊途同归，走向了现代性给他们安排的共同命运？作为理性和自主性的形象体现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最终认同非人的、体现为体制要求的现代性的必然逻辑？为什么他们会甘愿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乐意以专家自傲？知识分子与现代性之间有无某种共谋的关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虽然韦伯将现代化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世俗化与理性化的过程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但现代化的确是按照资本的要求，根据工具理性的逻辑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制度化和体制化，使一切事物都能按部就班地为超人的权力所控制。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传播了知识，祛除了人们心中的迷信，为蒙昧者开启了智慧之门，铺设了一条通向进步的道路，让民众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文明。“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启蒙激进主义的实质，与其说是传播知识，勿宁说推动了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