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的臣民的社会生活。”很显然，这两个任务没有知识分子是无法完成的。同时，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的知识与价值基本上是促进上述目标，而不是反对上述目标。如果不是这样，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如果现代性的制度有相当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话，那么与建立现代性制度要求相匹配的知识与价值系统也有某种规范性和统一性，尤其当它们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因此，对于现代性来说，自主创新不是无限的，现代制度和生活的划一性和普遍性要求要求知识与价值可以大量传播与复制。自主性归根结底要服从统一性和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普遍性原则和本质主义。然而，不承认差异和个别的自主性，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我思，就像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明的那样。当十八世纪法国的“哲士”们要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将他们的自主性成果普及时，他们其实是在将他们的自主性加以普及，而任何特殊的自主性的普及都意味着取消别的自主性。

　　当西方现代知识和价值系统挟现代性的历史逻辑将自己普及为普遍的知识与原则时，对于非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要承认它们是普遍真理，剩下的只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途可以表现自己的自主性，但也十分有限了。假如你自认是中国的什么主义者，除了翻译或重复那些在西方人尽皆知的“原理”或“学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启蒙”外，还能做什么？由于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的普遍道路，我们从原则上不可能将西方的知识和价值话语视为地方性的话语，而只能视为普遍真理。即使原创，似乎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只能照着说，很少能接着说，不可能重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和做法固然有其外在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更有现代性本身的原因。现代性在西方要求知识分子暂时的自主性；在中国就只需要人们模仿，而不需要自主。现代性的表现在不同的语境下是非常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在法国与在英国有着并不完全一致的含义。

　　现代性不仅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它本身也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本质，而是包含异质原则与可能性的观念性形态场，它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知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包含着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的可能性，这是任何其他的观念形态场所没有的。它们只能从外在颠覆，而现代性却有自我颠覆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最严厉的批判者恰恰是从现代性内部来批判，而不是从现代性外部，依据传统的资源来批判。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异质性因素，给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留下了可行性空间。此外，现代性对非现代因素的天然排斥性，表现为知识分子对非现代的因素的怀疑和批判。因此，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表现为对非现代性因素的批判和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说，正因为知识分子有这样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他们才能履行社会良知的角色，才能留下感人的传奇故事。

　　但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扩张和排异，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方面行动的余地都在急剧缩小。现代性的原则已深入人心，非现代因素很快将成为地球上的稀有物种。巴格达至今还在播放的美国大片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咸与现代”了。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底色浮上表面，成为今天人类通行的价值三原色时，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世上已无为德雷弗斯挺身而出的左拉，也无为反战而坐牢的罗素。在权力的胡作非为面前，知识分子越来越选择顺从和沉默，即选择知识分子的死亡。知识分子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过程加速消亡早已不是新闻。但是，知识分子这一物种被现代性驯化与消化并不表明它的胜利，就像每天三位数甚至更多的物种在地球上消失并不表明现代性的胜利一样。也许，这正是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