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即民间之习俗。山西民风，是在山西这一特定区域形成的风俗，具有独特风格。本节就明中叶以降山西民风的变化作一探讨。
山西东处太行，西接黄河，北则大漠，素称用武之地，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诗·唐风》传：山西“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杜佑《通典》：“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隋志》：“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其於三圣遗风尚未尽澌灭。”至明代前期，依然是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明代山西共领5府3直隶州，16府属州78县，明初五府三直隶州的民风基本状况是：
太原府：“其风勤俭，不好词讼。”①
平阳府：“君子忧深思，远小人，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於耕织，服劳商贾，绛人……尚多勇敢，蒲解邻秦，其人乃有秦风，隰吉居山，其人多质朴、信实，霍人与平阳颇类。”②
汾州府：“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③。
潞安府：“民多俭质而力农，士尚气节而务学。”④
大同府：“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昔而然。”⑤
泽州：“性质气豪，力勤耕种，悖而好义，俭而用礼”。⑥
辽州：“其民信实纯厚，其俗则悍朴直”。⑦
沁州：“专力农耕，少事商贾”。⑧
至于五府三直隶州所辖州县之民风，可以归纳为以下16种类型。⑨
民风刚劲直鲁州县：祁县、静乐、文水、榆次、永宁州、中阳、太平、翼城、大宁、绛州、河津、大同县、怀仁，计13州县。
民风淳朴州县：阳曲、太原、清源、太谷、寿阳、河曲、岢岚、岚县、兴县、平定州、乐平、忻州、代州、崞县、五台、太平、翼城、岳阳、汾西、襄陵、蒲县、霍州、永和、乡宁、绛县、垣曲、解州、安邑、夏县、平陆、蒲州、临晋、万泉、怀仁、应州、浑源、灵丘、汾阳、介休、临汾、石楼、沁源、和顺、长治、壶关、长子、黎城、平顺、高平、陵川、阳城、沁水，计52州县。
民风尽力耕织州县：清源、祁、文水、太谷、徐沟、榆次、寿阳、盂、河曲、保德州、岢岚州、岚、兴、永宁、中阳、平定、乐平、定襄、代州、繁峙、五台、临汾、曲沃、翼城、浮山、浑源州、洪洞、汾西、蒲、灵石、隰州、永和、大宁、吉州、绛州、秸山、绛县、垣曲、解州、安邑、夏、芮城、蒲州、临晋、猗氏、荣河、万泉、河津、怀仁、朔州、马邑、应州、山阴、蔚州、广灵、灵丘、广昌、汾阳、介休、临、武乡、沁源、和顺、长治、壶关、长子、屯留、浮山、黎城、平顺、高平、陵川、阳城、沁水，计74州县。
民风勤俭州县：阳曲、太原、祁、文水、太谷、徐沟、榆次、寿阳、盂、河曲、保德州、岢岚州、岚、兴、中阳、平定、乐平、忻州、定襄、代州、崞、繁峙、五台、临汾、太平、翼城、浮山、岳阳、洪洞、赵城、汾西、霍州、灵石、隰州、永和、大宁、吉州、秸山、绛县、安邑、芮城、平陆、蒲州、临晋、猗氏、荣河、万泉、朔州、马邑、应州、山阴、蔚州、浑源州、广灵、广昌、汾阳、孝义、介休、平遥、临、石楼、武乡、沁源、和顺、长治、壶关、屯留、浮山、黎城、平顺、阳城、沁水，计72州县。
崇尚文学州县：文水、榆次、永宁、平定州、代州、五台、洪洞、赵城、霍州、秸山、安邑、猗氏、河津、蔚州、平遥、武乡、浮山、黎城、高平、陵川，计20州县。
知礼讲义州县：阳曲、太原、徐沟、保德、兴、太平、霍州、吉州、芮城、平陆、蒲州、朔州、祁县、汾阳、孝义、高平，计16州县。
少文学州县：清源、徐沟、寿阳、岢岚、岚县、中阳、忻州、永和、大宁、山阴、介休、临县、平顺，计13州县。
不通商贾和少商州县：盂县、繁峙、岳阳、蒲县、隰州、解州、万泉，应州、石楼、平顺、荣河、沁水，计12州县。
不好词讼州县：河曲、平定、乐平、五台、霍州、浑源、武乡，计7州县。
好词讼州县：大同、怀仁、孝义、沁水，计4州县。
好狩猎县：忻州，1个。
通商贾或趋盐利县：交城、曲沃、安邑、蒲州，计4州县。
好蓄积州县：绛州、夏县、蒲州、临晋、猗氏，计5州县。
少织衽州县：盂县、兴县、乐平，计3州县。
好祀鬼神州县：万泉、寿阳，计2州县。
尚豪侈州县：永宁，计1县。
由上可见，在94个府属州县中，13．8％的县有民风直鲁习俗，55．3％的县有民风淳朴的习俗，78．7％的县有鼎力耕织之风，76．6％的县有节俭的习俗，21．2％的县有崇尚儒教文学的习俗，17％的县有讲礼义的习俗，13．8％的县有不喜文学的习俗，12．7％的县有不通商贾或少商之风，仅有4％的县通商贾，其中交城县尚
是农末相资，安邑县系有天赐自然结晶的盐池之利。显然，明前期的山西，是一个男耕女织、节俭淳朴的自然经济结构比较典型的社会区域。
但是，明中叶以后，山西的民风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变化。这些府治及州县民风变化前后状况是：
以上发生民风变化的24个府州县，已占全省府州县的24％，而且这些府州县多分布在汾河、涑水流域及府州重镇。
总之，山西民风，正如明人顾炎武所说，“国初，民无他嗜，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后则靡然向奢，以俭为鄙。……而奢靡之风，乃比于东南”⑩。
对于明中叶以来，山西一些地方民风的变化，明朝统治者十分担忧，纷纷哀叹民风之变。如崇祯《山西通志》称：“山西厥土硗瘠，故民多贫厥，俗尚勤俭，故用仅足，今地理所出不逮曩者，而侈靡更炽，将何以为继耶?”明人周永春说：“窃闻沃土之民淫淫则忘善，瘠土之民劳劳则思善，今民不知劳劳而淫淫心舍力奢溢潜差，俗弊矣”⑾。万历年间汾阳知府赵乔年，在《风俗利弊说》一文中称：“志称民性淳厚，俗尚勤俭，好义敦信，岂非陶唐氏之遗风犹未泯欤，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移，民间效尤，竟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蝶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蔽矣”⑿。统治者认为“侈心一开，渐就披靡，俗使然也，返薄还淳，标俭朴，是有望於维风者”⒀。万历《汾州府志》称：“挽奢归俭，在司世教者，身先之而已”。万历时任阳曲县知县的周永春曾组织文人编撰《复古指南》，“取仪礼诸书互相参证，……自冠礼以至交际凡十款，明白简易，而又绘之以图，俾便观览也。”周永春认为“风正俗善在此一举矣”⒁。万历时，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还专门编撰了《实政录》，要求属吏照此办理，以正民风。如《实政录·禁约风俗》称：
“一织金装花木，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别贵贱。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银的髻四围花通袖刻丝捺纱挑绣袖口领绿等服，而倡优装饰金银满头……又有衙棍市游绫缎手帕滥作裙裤杂色宽带与衣齐，甚为可恨。今后庶民之家，富者止许无补绫罗缎绢，下三则人户梭布绢绸，凡在省销金价除汗巾销金不禁外，敢有於衫裙及书简箸签轴帐帘帏销金及男女僭分穿着前衣者，乡约举报到官，男子罚谷五十石送边，仍与匠人裁缝
俱重责枷号，其倡妇穿锦绣金珠者，乐工重责枷号，衣饰赏给孤老。一访得本省妇女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重一两二钱者，……下五则人户不许戴金首饰，上四则人户应戴金簪者不许一钱……一二金线梁便有品级，三镶云履原是朝靴，俱非仕者之服，近日不余缙绅金梁乱戴，而吏承门快镶履乱穿，甚属僭逾，今后但有仍前滥穿妄戴及男性牦高过八寸，女性髻高过五寸……妇衣过膝三寸者，俱违新题事例，除夫男重责升户外，工匠裁缝人等枷号革铺，系外来者送解原籍……一房屋为蔽风雨，雕刻彩花为何，间架有品级，民间岂得乱盖，至於镀银鞍辔殷绢围裙捺织座褥金银器皿俱非士民之家所宜泛用，违者许诸人告出升户三则。……一聘约之费共计富者不过五十两，贫者不下五两，嫁女之费总计富者不过百两，有爱女者分与私财，过后供给，贫者荆钗布裙，各从其便……一切夸眼虚文，过饰僭分者，尽行裁革，违者许乡约举出，升上户，坐重差。”
不难看出，吕坤等明政府官员，为了使山西民风退回到明初的状态，可谓费尽心机。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山西一些地方民风之变已经势不可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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