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市场-民间——90年代知识分子话题（之一）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9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知识分子的争论是在深刻的关切。只是这种参与与以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有着本质的不同罢了。关键不是从政治场域中撤离，而是以什么方式介入政治场域。同时，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也需要进行调整。我们一直把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党派政治"，而实际上，"政治"的内涵要远远大于党派政治而囊括了广阔的社会政治，这正是西方"文化研究"理解的"政治"。如果说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批评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党派关系、党群关系，但是有超出了这个范围，它还包括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政治关切的"文化关切"是空洞的。实际上不管是80年代知识分子针对特定的政治权力呼唤人文学术的独立性，还是90年代知识分子针对市场或商业寻求独立性，实际上都具备深刻的政治性。因为经济问题从来都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如此。而"人文精神"的倡导者缺少的正是对于权力与市场、权力与文化、市场与文化的内在关系的深刻历史分析，从而无法对市场的权力化、权力的市场化以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有力的诊断。
在这里，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最近的知识分子理论对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无启示性。本尼特在最近的一次的采访中谈到，在文化研究中，大量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论概括来自于早期的而不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其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用爱义德的话说--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力说不的人"（the intellectual is one who says ’no’ to power）。知识分子把自己视作是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而本尼特则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角色类型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社会的复杂关系。他的一本刚刚出版的新著《文化：一种改革者的科学》（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悉尼，1995）探讨的就是如何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爱德华·爱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模式。本尼特认为：在今天，
（1）、季桂宝语，《人文精神寻思录之四》。
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政府的自主整体。这不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只是政府的奴仆。知识分子当然需要独立的研究空间。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与批判舞台并不是完全与政府无关。他指出，"政府"并不只是控制军队与警察的国家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它还包括形构与训练国民的一套机构与过程（本尼特的这个观点显然来自福科晚年关于"管制"的思考），从这个观点看，教育系统以及它的一个部分的大学，也是属于政府机构一个部门。因此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时，我们谈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一个领域（比如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另一个领域（比如文化政策机构或电视广播机构，它们负责规范广播电视活动文化基金分配）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不再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而是不同的政府分支部门中的知识分子的关系。（1）本尼特的这个见解有助于打破在90年代中国十分流行的国家政府/知识分子的二元模式，进而对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作出更加仔细的分辨。按照这个理论，现在提倡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学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处于政府或权力场域之外，而是在这个场域之中。同样，对于专制霸权的反抗也同样不一定非要表现为退出这个场域。更有意义的研究可能是分析权力场域内部的结构（法国学者布迪厄在这方面的卓越成果可以参照），权力场域内部的霸权与反霸权的复杂关系。
（1）、参见陶东风译：《托尼·本尼特谈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
在这里，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最近的知识分子理论对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无启示性。本尼特在最近的一次的采访中谈到，在文化研究中，大量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论概括来自于早期的而不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其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用爱义德的话说--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力说不的人"（the intellectual is one who says ’no’ to power）。知识分子把自己视作是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而本尼特则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角色类型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社会的复杂关系。他的一本刚刚出版的新著《文化：一种改革者的科学》（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悉尼，1995）探讨的就是如何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爱德华·爱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模式。本尼特认为：在今天，
（1）、季桂宝语，《人文精神寻思录之四》。
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政府的自主整体。这不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只是政府的奴仆。知识分子当然需要独立的研究空间。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与批判舞台并不是完全与政府无关。他指出，"政府"并不只是控制军队与警察的国家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它还包括形构与训练国民的一套机构与过程（本尼特的这个观点显然来自福科晚年关于"管制"的思考），从这个观点看，教育系统以及它的一个部分的大学，也是属于政府机构一个部门。因此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时，我们谈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一个领域（比如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另一个领域（比如文化政策机构或电视广播机构，它们负责规范广播电视活动文化基金分配）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不再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而是不同的政府分支部门中的知识分子的关系。（1）本尼特的这个见解有助于打破在90年代中国十分流行的国家政府/知识分子的二元模式，进而对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作出更加仔细的分辨。按照这个理论，现在提倡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学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处于政府或权力场域之外，而是在这个场域之中。同样，对于专制霸权的反抗也同样不一定非要表现为退出这个场域。更有意义的研究可能是分析权力场域内部的结构（法国学者布迪厄在这方面的卓越成果可以参照），权力场域内部的霸权与反霸权的复杂关系。
（1）、参见陶东风译：《托尼·本尼特谈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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