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些地方民风发生变化的原因，笔者以为，首先是山西商人的兴起带来了民风之变。明建国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政府的严重兵患。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实行重兵把守边镇和卫所军屯以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御措施，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镇，统称九边，共驻军队80余万，形成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于是，推行开中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山西位于长城内侧，地处东西、南北商路要冲，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集北边屯田、贩运粮食，换取盐引销盐于一身，大获其利。明中叶开中法废，山西商人又以其雄厚的资本，或留在北边充当边商，或迁扬州充当内商，或活动在河东、长芦盐区。同时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和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最有势力的一个商帮。明人谢在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⒂。明人王士性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⒃。山西豪商富贾多了，他们便在生活上追求他们过去得不到的东西，于是民风为之一变。正如《偏关志》所载：“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竟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⒄。
其次，山西省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风之变。如前所述，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发生变化的地方，主要在汾河，涑河流域及大同潞安、泽州等府州。汾涑流域为山西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南达中州，西邻陕境，仅一河之隔。明人张瀚说：“河以北为山西……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⒅。平阳府治临汾明代建筑鼓楼按照四个方向立有四块牌匾，分别写着：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表明了其要冲之地理位置。尤安邑盐池之利，乃天赐宝藏。北边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⒆。东南部以潞安府为中心，潞安府“货之属有绸、绫、绢、帕、布、丝、铁、蜜、麻、靛、矶”⒇，泽州“货有布、缣、绫、帕、台、丝、蜡、石炭、文石、铁[21]，尤潞绸、泽帕名闻天下，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潞绸。此外，手工业铁器生产也较发达。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的民风，自然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了。
第三、王府官宦人家生活奢靡对民风的影响。万历年间曾任汾州知府的赵乔年说：“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侈，民间效尤，竞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蝶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敝也。且也宗民杂处，奸宄丛生，宗或鲸吞虎噬乎民，而民亦倚宗为窟，转相凌之后，递相倾陷，大半弱者之内为强者食，民率逐於末作，走利如鹜，而又无富之实，有富之名”[22]。在潞安府，“长治附郭习见王公宫室车马之盛，而生艳心，易流于奢……夫今俗之靡，正以士庶而效王公之议。”[23]
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及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冲击了旧礼教。所谓旧礼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冲击了这一旧的礼教。如明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成法。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彩五品以上用伫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绸缎，皆有限制。房屋住所，自有品级。明中叶以来，“商贾之家亦雕龙绣拱，玉勒金羁，埒王公矣，妇女则珠络翠翘，飞纤几绡，几后妃之饰矣，而冠祭之仪缺焉”[24]。表面看来，是服饰等变化，实质是对等级制的挑战。俗话说：“不破不立”，新民风的形成，对旧礼教的冲击，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2、新的民主启蒙思想的温床。新民风的出现，有利于新思想的萌发，最突出的是明末清初民主启蒙思想家傅山的出现。傅山生于明万历34年(1606年，一说1607年)，卒于清康熙24年(1685年，一说1684年)，山西阳曲人。傅山的成长期，正是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对于他的反对奴性，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平等；反对爱私，主张爱众；反对封建纲常，主张人欲合理等民主启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3、标志着旧的封建经济、文化结构开始动摇。男耕女织式自然经济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的经济结构形式，其文化现象也是这一经济结构形式的产物。新民风的出现，标志着旧的封建经济、文化结构已经开始动摇，所谓“相嘘成风，相沿成俗，是虽一时习尚，而实世运污隆系焉”[25]。
4、带来了移民之风。随着民风的变化，人们的视野渐被打开，死守故土的传统观念也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走出故土外出谋生。如潞安府“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固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26]。
当然，新民风中也带来一些恶俗，如崇事佛道、好祀鬼神、奢侈浪费等，都是应该予以批判的。但是总的来说，从明中叶以来山西一些地方民风的变化中，看到了一缕时代的新曙光。
(附记：本节的完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得力于日本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东京山根幸夫教授等真挚帮助，谨在此表示谢意)
注：
① 嘉靖《太原府志》卷9，引《一统志》。
② 成化《山西通志》卷2。
③④⑤⑥⑦⑧ 光绪《山西通志》卷99，引《明一统志》。
⑨ 成化《山西通志》卷2。
⑩ 顾炎武《肇域志·山西》。
⑾ 崇祯《山西通志》卷29，艺文中序。
⑿ 万历《汾州府志》卷2，地理类。
⒀ 崇祯《山阴县志》。
⒁ 崇祯《山西通志》卷29。⒂《五杂俎》卷4。
⒃ 《广志绎》。
⒄ 民国《偏关志》。
⒅《松窗梦语》卷4。
⒆《五杂俎》卷4。
⒇[23]万历《潞安府志》卷9。
[21]万历《泽州府志》卷7。
[22]万历《汾州府志》卷2。
[24] 万历《潞安府志》卷9。
[25] 万历《汾州府志》卷2。
[26] 万历《潞安府志》卷12，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