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志》卷上。）这种庙会的兴起，反映了江南市镇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与工商业的兴盛相对应，江南市镇的社会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重商、经商风气十分盛行。不仅官僚大族纷纷参与工商活动，而且一般的贫困农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注：王柏：《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时人范浚在谈到江浙一带经商之风盛行的情况时说：“今世积居润室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将使金柱斗，牛马以谷计，何物痴儿，败我家户事，顾欲作忍饥而翻故纸耶！”无怪乎当时有人感叹江浙地区“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注：范浚：《香溪集》卷22《张府君墓志铭》；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天市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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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除了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这种经济都市的出现，既是当时江南城市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由此引发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江南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无论就城市化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