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宗农户在婚丧大事上互相帮助是宗族得以建立的基础，历史上宗族为农户提供了简单公共产品，也为个人追求归属感、尊重、威望等高层次需要创造了“资源”。在土地革命中宗族成为对抗革命的力量，所以遭到抑制和打击。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没有意识到要从革命者向执政者转变，仍然抑制和打击宗族势力。宗族文化能够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感情，于是在新时期自发恢复和发展起来。宗族组织与“黑恶势力”并不相关。农村的治本之策是疏通追求正当利益的渠道，引导人们用合法手段追求利益和解决纠纷。发挥宗族组织的作用可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的摩擦成本，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宗族组织   社会资源    黑恶势力   疏通渠道    和谐社会
 
　　2001年5月30日  ，《 人民日报 》刊登了《警惕农村宗族势力膨胀》的特别报道，该文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转型，宗族势力在一些地区开始抬头，对农村基层政权造成一定威胁，危害了农村社会治安，影响了农村稳定”。这一报道表明，执政党至今仍然认为宗族是需要抑制和打击的势力。
 
　　但是祖宗崇拜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一，宗族文化在社会上仍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续家谱、修祠堂、建祖坟、寻根问租、宗族联谊等活动是不少百姓热衷的事业。宗族具有什么性质？它对社会具有什么作用？在执政党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从理论上搞清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本文利用经济学方法，对宗族文化和宗族政策给予实证分析，并提出简单政策建议，敬请读者批评。
 
　　一、宗族的自然属性及其作用
 
　　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特征的人构成的一种特殊群体。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中国虽然出现过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和几十次改朝换代，国家也经历了统一和分裂的多次循环，但宗族却没有消亡，宗族组织在社会稳定时又逐渐恢复起来。
 
　　宗族组织的生命力首先来自于其“自然属性”。与古代埃及、巴比伦的文明类似，中华文明也产生在大河流域。与西亚、北非古代文明不同的是，那里古代农业主要依靠引水灌溉，所以需要修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中国古代农业却主要依靠天然降水，这一情况决定农户可以单独生产和生活，于是中国早就形成了弟兄们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但是分立后的农户还需要共同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这就需要有人进行组织、协调和落实，于是就形成了宗族或家族的组织形式。由于血缘关系来源于人的生物性，所以宗族组织就具有自然属性。
 
　　对农户来说，宗族组织的建立大大降低了其“交易成本”，对生产、生活都有重要作用。
 
　　首先，宗族对农户维持正常生产具有一定作用。例如农户在生产中必须使用一些大型用具或设施，如犁、耧、马车、辘轳、磨房（石磨）等，每户都置备一套大型用具或设施并不必要，农户也没有力量各自置备，所以弟兄分家后往往分别保管、共同使用，这也容易维持同宗农户之间的联系。另外，农业生产在不同季节具有不同的适度规模，例如在收麦打场时就需要多人协作才更有效率，结果经常见到已经分立几代的“本家”在农忙时搭帮干活的情况（类似于临时合伙），这样能够获得“规模效益”，对各家各户都有好处。
 
　　其次，同宗农户在生活中也便于互相帮忙。在传统社会中，婚丧嫁娶是农户的大事。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这就必须利用同宗农户。于是组织和操办婚丧大事就成为宗族组织的重要职责。所以农户都努力维护宗族组织，维护同宗之间的团结。农户在宗族中的地位，是它社会威望的重要体现。如果某户在家族中威望太低，连子女婚姻也大受影响。实际上农户完全脱离宗族将很难维持。宗族组织通过操办婚丧大事，也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宗族的声望。
 
　　最后，宗族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为其“族民”提供简单公共产品。定居农业的主要消费品是粮食。粮食作物生长期长而收获期短，所以农户必须把粮食储存起来供一年（季）消费，所以粮食安全是农户关心的大事。但人类本性中也潜藏着一些不利于社会正常维持和发展的东西，例如总有人想通过偷抢来直接获得他人的产品。为对付盗匪偷抢，农民就必须组织起来或者雇佣他人对庄稼或村庄进行保护。另外，村落聚居的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也会发生矛盾纠纷，需要有人进行“仲裁”或调解，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现代经济学把“保护”和“公正”等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并把政府看作是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人提供公共产品才能生存。
 
　　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而为对付单个盗匪的偷抢并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结果一支规模很小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于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就形成了由县衙承担为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这一制度在秦汉以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县域范围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官（县太爷）一手处理。但是边远村庄都到县衙解决纠纷（享受“公正”），显然很不方便，于是宗族也经常承担为其族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任务。即使县衙直接处理的纠纷，也往往需要宗族和基层保甲机构（其人员往往是重合的）具体执行。笔者的祖先在清朝康熙年间两三代人未清分家产，人口和财产关系演变得非常复杂，宗族无法按照弟兄平分家产原则予以平衡，最后两兄弟将其叔父诉至县太爷“刘老爷”处，经调解解决了纠纷，并由宗族和保甲组织具体落实。
 
　　宗族组织为农户提供简单公共产品具有许多便利条件。首先，同宗农户大都相邻生产和生活（分家使然），所以一般纠纷大都发生在同宗农户之间，于是族长就成为调解纠纷最合适的人选。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还可以通过族长之间协调解决。宗族解决农户纠纷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宗族一直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源。

二、宗族在政治等级结构中的地位

　　在传统社会中，宗族是国家政权联系分散农户的“非正式”纽带，对抑制社会战乱起了重要作用。

　　传统社会中也有庙会、帮会、神仙会等社会组织，但农户可以不再其内。但是农户却都在其宗族之内，所以宗族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从权力制衡角度看，中央（王朝）、省府、县衙、乡里保甲组织和宗族组织（简称基层组织）、下层百姓共同组成一个“五层级”制衡结构，中间层级的省府、县衙、基层组织要受双向制约，中央王朝和下层百姓则只受一个方向制约。这样，宗族、保甲组织对下要代表国家把赋税分摊给百姓，对上则要申报民情，遇到灾荒则要请求减免赋税（“为民请命”）。

　　历史上不乏县绅、乡绅借助于本地籍京官告倒“不恤民情”的地方官吏的事例，它体现了社会内部某种不成文的制约机制。但真正“不恤民情”的地方官吏大概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隐瞒民情而获取所谓的“政绩”，精明的地方官吏往往主动把灾情呈报中央王朝请求减免赋税。在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河南）《武陟县志》中，就有不少遭灾地区被皇上减免赋税的记载。但是问题在于，越是发生灾荒，越容易出现社会秩序混乱，这时维持正常社会秩序越需要更高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却必须由赋税来解决，所以越是遭灾严重，中央王朝减免赋税的余地反而越小。如果不能减免赋税，农民就会迁怒于地方官，甚至出现抗粮抗税。历史上所说的“官逼民反”，道理大都是如此。此时的宗族往往与贫苦百姓一道，成为与政权对立的力量。

　　但是说到底，“官逼民反”的民是指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