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很难成为农民的选择，结果所谓“健全”民调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

　　调解民间纠纷的出路在于利用自发形成的宗族组织。站在统治者角度看，利用宗族解决社会纠纷，差不多是“无本万利”。首先，调解人可以利用劳动、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进行调解（农民称为“说事儿”），并不影响生产经营活动，所以也不需要收取费用。其次，由于宗族是自发性社会组织，所以由宗族出面调解纠纷不属于“打官司”，这就不伤当事人的情面，对农户没有什么负面代价。最后，通过调解纠纷，调解人表现了聪明才智，直接获得了乐趣，也赢得了族人的尊重和社会声望，实际上是获得了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这样，纠纷的“解决”本身既创造了“社会效用”，又使调解人获得了很高的个人“收益”。这些社会价值的创造来源于宗族组织及其“职位”，因此，宗族组织及其“职位”也成为创造社会价值的“资源”。

　　五、宗族与“黑恶势力” 

　　近些年不少学者看到，在农村宗族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黑恶势力”猖獗、基层政权退化现象也十分普遍。于建嵘先生把黑恶势力侵入政权的路径概括为“官员的黑恶化”与“黑恶势力的官员化”两种基本模式。笔者以为，所谓“黑恶势力”，不过是利用“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一帮人（的组合）而已。现实中不少人在追求利益时，既利用非法手段，也利用合法手段。当一个人利用正当手段（渠道）追求利益时就是“红势力”，而通过不正当手段谋求利益时就应当属于“黑势力”，社会上好人和坏人并没有明确界限，无法截然区分开来。从科学研究角度看，对“黑恶势力”很难给予严格定义，所以也无法进行严格的经济学分析。 

　　笔者也接触到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用正当手段不易达到目的时就借助非法手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找几个哥们把某某‘修理’一下”，“由某某出面把事情摆平”等。社会对非法手段有如此广泛的“需求”，司法机关的打击就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基层政权或司法机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就更不可能通过加强打击力度来解决。 

　　“黑恶势力”、“黑社会”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根据《历任美国总统》一书介绍，杜鲁门最初竞选议员时，就得到了密苏里州黑社会领袖的举荐和提携。这一背景使他在从政后的处境颇为“尴尬”，因为国会议员的“正统”身份与黑社会举荐这一“出身”很难协调。所幸的是，“恩人”因违法犯罪服刑，受不了囚禁生活而在狱中死亡，这使杜鲁门摆脱了难堪的处境。但他在首都一直被称为“密苏里来的小人物”，甚至在继罗斯福任总统后，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还很瞧不起他。在美国那样的法治社会，“黑势力”还有如此影响，可以想见治理的难度。说到底，当抓不住“黑道人物”违法犯罪的证据时，法律对他也无能为力。 
　　 
　　可是中国人却比美国人办法多，“创造”了“综合治理”原则。在中央设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按行政地域建立了各级综合治理机构，最基层的乡镇建立了治安联防队。 

　　“综合治理”能达到何种效果，则是大可怀疑的。“法治”社会必须“依法”治理，而由“政府”实施的“综合治理”，肯定要用超越法律的手段对付百姓，于是治安联防队必然成为乡镇政权（村干部）整治百姓的工具，结果非法侵犯公民权就成为家常便饭。“综合治理”为干部实行“以黑治黑”提供了正规渠道。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综合治理”的理念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是冲突的，这样治理“黑恶势力”只能越治理越厉害……   

　　有人会问，人为什么选择“黑恶手段”即不正当手段来谋求利益？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看，是由于正当手段难以达到目的，或说正当手段的成本太高。假如社会并没有为正当手段提供获取利益的空间，但却为非法手段获取利益展示了广阔的前景，那就不要埋怨人们经常选择非法手段…… 

　　至于“黑恶势力”的猖獗与宗族文化的复兴，它们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宗族历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正确利用而已），而“黑恶势力”却总是对正常运行的社会具有破坏作用。一些学者之所以把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相提并论，一方面由于执政党长期把宗族组织视为“非法”，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社会资源”，现实生活中有的宗族组织也确实为“黑恶势力”所利用。但是正如某些基层政权被黑恶势力把持和利用一样，问题并不在于基层政权的性质。所以当某一基层政权“黑恶化”以后，我们只能重新组建这一政权，而不能完全不要基层政权。
　六、建构和谐社会必须利用宗族资源

　　作为“生物人”，人们追求生理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人”，人们追求归属感、尊重、权力、威望等高层次社会需要的满足。满足需要必须消耗资源，物质资源归根到底来源于自然界，而社会资源则产生于“社会结构”之中。创造满足需要的资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把人们对生理满足、物质利益以及社会威望等正当追求导入正常轨道，增加对合法手段的鼓励和对非法手段的制裁，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宗族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社会资源”，它也能够满足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需要。从建构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是可资利用的积极力量。利用宗族资源可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成本，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