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而不是宗族，因为国家是对农户收税而不是对宗族收税。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宗族还是抵制农民起义、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清代咸丰年间的“捻军”曾经在黄河北岸怀庆府（今焦作市）一带流动掳掠。为防止捻军抢掠破坏，这一带不少村庄，都由宗族和保甲组织牵头，发动村庄富户捐助财物，并按人、按户摊派部分费用，在村庄周围修筑了寨河、寨墙，形成易守难攻的村寨（类似于结坞自保）。在大半个世纪中，这些寨河、寨墙对保护农户少受兵燹之灾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情况既表明国家行政力量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保护，又表明宗族组织等民间力量自发执行了保护社会的职能。

　　三、宗族在革命打击下的变迁

　　中国学者把传统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并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和依靠贫苦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在“土地革命”中依靠贫苦农民的力量，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非常相似。但历史上真正的“贫民起义”都陷于失败，没有取得政治成就（参阅许平中：《中国历史循环之谜新解》，载“光明网”论文发表中心）。相较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优势在于，它有马克思理论为武器，并把“劳动价值论”改造为堂堂正正的“造反有理”论，这就把推翻旧社会秩序的斗争赋予了完全的正义性。而在宣传上又把问题简单归结为“谁养活了谁”的问题，直接激发了贫苦阶级中本来就潜伏的对富人阶级的嫉妒和仇恨（启发了“自觉性”），将他们组织到“翻身闹革命”的运动中来。由于宗族的本性是“维护”社会秩序，这就与革命目标相冲突，所以就成为革命力量打击的对象。土地革命时期在红色根据地宗族遭受抑制和打击，原因就是如此。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中共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了过分抑制、打击甚至消灭宗族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不利于革命积极性的调动，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致抗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适当政策，尊重群众的宗族感情，保留祖坟、祠堂、族田、族产……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主要工作又由“民族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因此为了调动贫苦农民中潜伏的革命情绪推翻国民党政权，革命政策又转化为消灭宗族。可见，直至1949年，宗族政策都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

　　但是广大群众都认识到，族田、族产是宗族活动的物质基础，所以消灭宗族的政策一直遭到消极抵制。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土改，许多村庄的族产、族田并没有被分掉，宗族组织也仍然存在。但1956年土地集体化后，特别是1958年又建立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个人生存资源包括房屋、树木甚至饭锅都被充公，于是宗族完全丧失了物质基础，未经“专项打击”而“消亡”了。1962年土地下放后宗族组织又有恢复和发展，但却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被“红卫兵”彻底破坏：祠堂牌位被砸，族谱档案被焚烧，墓碑被推倒作建房材料。1979年再次实行土地家庭经营后，大多数宗族组织又建立或恢复起来，进行了修宗祠、续族谱等活动，延续到现在，干部群众参加宗族活动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还利用互联网，异地进行信息交流或同宗联谊，宗族文化正在发展壮大。

四、宗族文化及其作用

　　“经济人选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都是人们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客观环境可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自然（地理）环境是社会产生的原始条件，它在社会运行中变化很小，社会环境为人类活动所创造，它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

　　祖宗崇拜、宗族感情、宗族观念、祖训族规、寻根问祖、宗族联谊统称为宗族文化。宗族文化有其自然根源，它也为人的活动所创造，但对现代人来说，它早已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宗族都崇尚儒家文化，并以儒家文化对族人进行教育和管理。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是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它显然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

　　许多人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具备“进取精神”，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和宗族文化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去精神，才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长期难以发展，所以主张对其进行批判。笔者以为，“进取精神”是人生来就有的，它并不需要刻意“培养”。中国长期没有发展起市场经济，是由于中国的客观环境缺乏发展商品市场的“利益刺激”，没有形成使“进取精神”获利的空间（参阅许平中：《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载《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4年第5、6期合刊）。近代以来欧美人之所以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正是利益刺激的结果。如果中国也具有足够的利益刺激，那么你想遏制（进取精神）也遏制不了。古代社会中的贩卖私盐，现代社会中的走私、贩私、贩毒、盗版等，国家花费很大代价却无法制止，表明“进取精神”是难以扼杀的，这不过是一些反面例证而已。

　　宗族文化的正面作用也被许多艺术家所认识。老作家苏叔阳在《中国读本》一书中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一便是家族的纽带。‘认祖归宗’至今仍是华夏儿女最强大的向心力之一。‘宗牒’、‘宗谱’学的复炽，海外各地华人的‘族亲会’、‘问亲会’的兴盛，都表明日臻富强的祖国对华人、华裔的召唤力和家族的凝聚力。重视家族是中华民族悠悠数千年的传统，一位杰出的祖先会使千百年的晚辈感到光荣之至……家庭、家族的和睦稳定是社会祥和进步的保障。”笔者以为，苏先生对宗族文化给予的正面介绍和评述，要比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更符合实际。

　　宗族文化也得到实际工作者的默认、赞许或支持。山西汾河谷地是明代移民的迁出地，移民后裔总数估计已超过一亿。洪洞人早在1914年就在移民纪念地集资修建了寻根祭祖园（大槐树公园），现在这里每年吸引海内外数十万移民后裔观光浏览，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乔石等也曾经去寻根祭祖园造访，许多人希望通过洪洞为中介建立宗族联谊会。在宗族文化如此复兴的大环境下，理论工作者仍然对续谱修祠、寻根问祖、异地联谊等活动横加指责，官方仍然抑制和打击宗族活动，实在是不得人心之举。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指出，人们对归属感、权力、威望、尊重的需要和追求完全是正常的。笔者以为，中国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等的思想，并没有什么“丑恶”之处。百姓崇拜本家族在历史上的名人，称羡当今有名望的族人，邀请本族在外工作的党政干部参加宗族活动，对任何人也不构成危害，所以完全无可指责。事实上，如果干部拒绝参加宗族活动，族民就认为他不识抬举，结果他就很难在群众中具有威望。许多党政干部“热衷于”宗族活动，有的甚至帮助建立跨县、跨省的宗族联系，原因就是如此。

　　宗族的另一个直接作用就是调解民间纠纷。新时期土地下放以来，农户之间的逐渐纠纷凸显，为调解民间纠纷，国家普遍建立了村民调解委员会（简称“民调组织”）。当时的万里委员长在关于建立米民调组织的报告中说，旧社会农民打不起官司，有什么纠纷只能找老族长解决。我们建立的民调组织不向群众收费，大大降低了解决纠纷的成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对农民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现在看来，民调组织发挥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民调工作没有报酬，所以调解员对调解工作并不热心，民调组织发挥的作用并不大。从经济学原理看，代价不仅指金钱或财物，也包括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所以解决纠纷必然付出代价，只有得到补偿才会有人去干，解决的办法就是对调解收费。但民调组织没有强制手段，调解不成还得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所以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