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都反映／座落在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消费内容及形式上。

　　台湾战后在美援的扶持下，初期以农养工，而后在外销导向的经济发展，展开了了长期的资本积累。七０年代岛内快速的经济成长，民间消费力逐渐提升，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以后，在面临石油危机外销受挫的同时，岛内已经积累的资本寻求转投资，发现了可以开发的国内市场，消费社会的营造开始进入初阶段，反映在房地产业的兴起，外销成衣的内销，广告业的大幅扩张，文化娱乐工业（如唱片工业）的浮现，以及对应的家庭在娱乐文化支出部份的跳跃性成长；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家庭支出在娱乐文化部份在七０年代中期至一九八０年是至今最为快速的时段。政治上的反对运动，在同时开始取得社会空间，党外杂志与地下刊物的崛起，其实暗示了在民间消费力兴起的支撑，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运动得以发展，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为是重要的历史条件，这点与南韩一致。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据代表意义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商开始在台北都会的出现，以地毯式的直接进入市民的生活世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大规模的连所营理行销取代了既有杂货店的家庭式经营，改变了社区生活内部消费的社会关系，成为消费社会硬件结构搭建的一部份。这种结构的搭建到八０年代末已经深入人口不是那样集中的乡间地区，虽然在许多地方传统杂货店与超商并存，超级市场与传统市场／市集并置，同时传统民间消费方式不会就此消灭，这或许意味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及经济生产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并未彻底纳入所谓现代国家的管制，如纳税。

　　台北都会区消费社会的扩张期出现在一九八０年代的后期，消费力伴随经济发展的成长，投入较前期更为昂贵的消费场域，最具指针意义的是在出国旅游及家用汽车，资料显示台湾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的成长出现在八０年代末期至九０年代初期；这里，国家保护政策的转变，开放观光，特别是对大陆地区，减低汽车进口税，外币开放交易等，不仅意味着经济也是消费社会的国际化，也显示出国家的主导性力量的松绑。夸张一点来说，八０年代末期的解严与解除报禁绝对不是什么蒋经国的德政，冲破威权统治的多重力量中，民间庞大的消费力是极为关键的，例如党外杂志的蓬勃发展，另类媒体的大量出现，中小企业主暗中对党外运动的资助；而同时，这股主导性的民间消费力量多多少少也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走向与形式 ：以中产阶级（或是更为准确的说是有消费力的阶层）消费社会为主力，以发展主义为依归，以反共亲美的选票式民主为长期模范想象 ；如此一来，政权的性质是由军人(military)政府向文人(civilian)政府过渡，由威权高压统治向威权人民／民萃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过渡（李登辉在此意义下是承袭蒋经国路线）；因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政权无法以两蒋时期铁板一块的单一权力操作来统合，而民萃主义透过媒体象征政治的召唤成为主导性的政治逻辑，政治人物也开始放低身段，服膺媒体消费逻辑，企图与消费群众接轨。在消费社会中最具台湾特色的社会机构就是KTV运动的快速形成，以跨阶级、性别、年龄、族群的姿态，特别是在都会区快速扩散。台北市在1987-90年期间出现了770家KTV，到了夜晚，整个城市几乎被KTV所覆盖。少为人知的是KTV是台湾原创力的表现，是在地史与全球资本主义史辩证过程中的产物，其形式累积了在地族群的音乐歌谣内容、日据时期的nakasi、战后中国大陆所带来的流行歌曲、美军电台所带近来的American Top 40、早期盗版的学生之音、后来的电视文化、八０年代中形成的MTV奇景、日本传来的卡拉OK，所聚合而成，尔后其形式向外输出。KTV形式后来传回日本，还是冠以Karaoke之名，在韩国叫Naoraebang，其空间的表现在亚洲各地均有差异。总体而言，KTV的多重形式总结汇集了20世纪的台湾史，举例来说，歌曲的选择以普通话、闽南语、日语、英语、客家语为主，基本上反应了台湾文化在种族、族群以及代间上的构造；它的创造形式与创造力与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相呼应：混杂、多重接合、劳力密集、中小资本、无所不在、快速流动（随时拆建，承续了六０年代家庭即工厂的生产模式，打破zoning的都市规范）。KTV所呈现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空间弥补所谓集体消费的不足，它同时广泛的为群众运动与聚集时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须补习熟练歌曲来接近民众；对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成为她／他们自我培养另类自尊(self-empowerment)的重要场域。

　九０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也遭遇到所谓国际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冲击。在此时期，信息经济结构快速搭建，表现在卫星有线电视的快速扩张，普及率的快速为世界之冠（70%以上），至此所谓三台垄断彻底打破；网际网络及大哥大在九０年代后期快速狂飙（台北市为亚洲城市中上网比率最高的），改变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大哥大使得都市人的关系在一个层次上更为异化，在另一个层次上更为密切。因此在此时期对于媒体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运作逻辑，成为社会权力的核心问题。2000年三月总统选举的最后阶段以全面性的进入媒体战，投票夜之前，台湾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扁阵营在南北两地均有近40万人参与（如果是在十年前发生，很可能推倒政权革命时刻的到来），而其表现形式是以超大型的演唱会方式来出现，以节目丰富、节拍紧凑笼罩参与群众，于是扁阵营的气势压倒其它候选人，这是消费社会牵制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此消费社会深化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主导台湾社会的力量已由国家掌控的政治逻辑向经济发展主义逻辑过度，从李登辉时期到陈水扁时期，从有很多资本家朋友到大量资本家进入国家体制担任要职，可见政商共治的正经体制，与两蒋时期大有不同，政治力超越资本力量；这是否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社会权力将完全由经济权力所决定，仍然有待观察。在走向信息前导的消费社会深化阶段，诚品书店的崛起是台湾社会的另一重要发明，创立于一九八九年，诚品在十年之中快速扩张成全台遍布的二三十家连锁店，以人气为指针来选择扩张点，以高品味的形式来自我呈现、召唤顾客，几乎是以百货公司的方式，将知识经济与日常文化／消费，娱乐，艺文，知性活动等连为一体，甚至以前卫方式吸纳各种原为社会禁忌的主体（台北市第一场同性恋扮装秀是在此发生的，工人在职场受伤害的照片展也在此出现）；同时诚品也开始投入e-经济，并且计画走向华文地区如香港与中国大陆。如此的快速发展在消费社会前中期是不可能的，也反映出诚品确切掌握对于台湾社会变化及外在经济环境客观转变的认识。座落于台北都会东区的总店，以二十四小时来经营书店，早已成为夜间的欲望流动空间；它同也成为了台北重要地标，外来者必须来此惊叹一番。

　　总体来说，台北都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不是突如奇来更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的延续与扩张，在其逐步扩大的变动过程中与国家、民间、媒体、资本、市场等既存历史空间相互形塑，在动态过程中决定了它的内容与形式──这是我面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架构。所以在进行消费社会研究时，在方法上，我们必须把它纳入社会构造的总体来看待，才能指出它的位置与所产生的结构性力量；透过比较研究，这些首要城市的社会性质与消费社会所展现的方式才能被充分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