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 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语文巫术 
     
    　“文革”中的语文巫术，也是一类十分典型的民俗现象。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