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用特别的字体来表示。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去抢救房屋和家里的财物，而首先拿起红宝书往外冲。报纸的评论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毛主席语录＞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纸”之类的善良风俗。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朝阳大街”，“东方红广场”，“忠廷兵”，“左红兵”，“李反修”，“赵文革”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利用谐音漫骂，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吗？ 
     
    　中华思想 
     
    　“文革”中曾有一种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经历了革命中心从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再到中国（毛泽东的时代）的转移。于是，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具备了特别的重要性。当时，人们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认为在帝修反的包围中，只要中国不倒，只要中国不变修，世界就有希望。林彪在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中，还将第三世界比喻为“世界的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将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 
    　　其实，这种说法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即“中华思想”。“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于象征性的照片，画面是在天安门前，有许多外国人围饶着毛泽东，它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此种理论里，世界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去拯救。所以，中国人不遗余力的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甚至自己勒紧裤带。在“文革”中，人们相信这种神话，完全忘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与“中华思想”相联系的，是“文革”对一切外来文化的拒绝。自１９世纪后期以来，把西方或国外的一切文化通通视为妖术邪说的情形，屡屡见于一次又一次“土著”倾向的社会运动之中，如义和团运动等。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甚至在《山海经》的异民族观里，就有明确的体现；它只不过在“文革”中再次泛滥，表现的尤其典型而已。由于“中华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么盲目自大的要“领导”世界潮流，坚信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核心地位；要么自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以“光荣孤立”的形式与世界相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中，这两种倾向竟然相互纠和为一体,一方面自封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说世界革命的成败系于中国，另一方面又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自我隔绝而独走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之外。１９７３年的“蜗牛事件”，将美国公司赠送我方的玻璃蜗牛工艺品，视为对方侮辱我们“爬行”，进而大作文章。其实，蜗牛在美国象征着吉祥与幸福。 
    　“中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一统的“天下观”。这在“文革”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例如，来自少数民族的颂歌风行一时；经过权力的重组之后，造反派的大联合，被说成是“从大乱到大治”；全国实现“一片红”，这只是走向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第一步；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方式，使意识形态实现绝对的统一。 

  二元对立的逻辑 
     
    　“文革”曾批判过所谓“二元论”，但那是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政治和业务的两分法，恰好就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里的二元逻辑而成立的。类似的二元分类及其相互斗争，在“文革”中还有以下许多方面。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路线，香花与毒草，红与黑，好人与坏人，造反派与保皇派，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公与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众（外行）与专家（内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红与专，多数与少数，精神与物质，人与物（天，自然，武器），内与外，等等。这类两分法的逻辑，根源于中国民俗的思维方式，在“文革”中体现的尤其突出。 
    　不过，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偏重，相反，它以价值偏重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价值偏重为一分为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价值偏重为兴无灭资；在左与右的冲突中，价值偏重为宁左勿右；在公与私之间，价值偏重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于物的矛盾里，价值偏重为人定胜天；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多数人（群众）的专政；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虽说又红又专，但价值偏重实际上为政治挂帅；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被认为不是个人享乐主义，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总是与封资修相关；在内与外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内，不仅强化内外有别，还总是把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归因于外部敌人的破坏。 
     
    “大同”与“千年王国”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旨在实现他的理想的运动。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大同”之梦和中国农民社会里与小生产相关联的“理想国”空想。 
    　　毛泽东用高工资，低就业的方法，初步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城市中均匀分享财富的问题，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