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遊牧流行的地區，在環境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農業資源(水分、溫度)不足：但更重要的還是這些資源不穩定。青海河湟地區便是如此的環境。不定期的乾旱與突來的風雪，對於定居的農民常造成致命的打擊。因此，遊牧成為在此農業邊緣地區的一種特殊適應，也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進步（17）。遊牧不僅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改變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說，遊牧經濟必需配合著特別的遊牧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的組織原則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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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許多學者認為，人類文明的演進曾經歷漁獵、畜牧、農耕三個階段。因此，畜牧或遊牧是人類文明發展序列申，介於原始的漁獵與進步的農耕中間的階段：這是農業定居人群的偏見。事實土，考古资料顯示，在全球主要遊牧地區中人類都曾由農耕，或以農為主的混合經濟，轉入遊牧經濟之中。

分裂(segmentary)與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中國漢代時，住在河湟地區的人群一當時的中國人稱之為「荒人」一便在如此的社會之中。為了適應這種水草資源貧乏且不穩定的環境，河湟牧民必需結合在聚散有彈性的人類社會群體中。配合人畜卓越的栘動性，一個社會群體隨時能分裂成更小的群體，或與其它群體聚集成更大的人群，來利用環境資源，或逃避自然與人為災害。這就是一般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分裂性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18)。

根據漢代文獻，以及參考當代遊牧民族誌的資料，我們對漢代河湟羌人分裂性社會結構的理解大致如下。幾個家庭，組成一個牧團：許多牧團，構成一個次部落：許多次部落又構成部落。因此，中國文獻中以大豪、中豪、小豪，來稱不同層級的羌人領袖。在分裂性結構中，每個牧團都可以自由的加入或退出一個部落。他們缺乏中央化的領導，部落首領的權威十分有限；除了戰時，沒有上級領袖能指揮下級領袖。因此中國文獻描述河湟地區的人群為：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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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142-150; 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 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 Pierre Bonte, "Segmentarit* et pouvoir chez les *1eveurs nomades sahariens. El*ments d'une probl*matique," in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171-99.

(19)  《後漢書·西羌傳》87／77。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決策權」(decision making)散在每一個牧團中，甚至在每一個遊牧家庭之中；這就是在許多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平等自主」原則。西元前63年，先零部落與一些羌族部落結盟，結果聚集了200多位羌族首領。西元87年，一位中國將領設宴招待羌人首領們，伺機將他們全部殺害；結果有800多位羌人首領被殺。西元164年，3000餘帳的羌人集體對漢朝政府投降，率領前來的領袖多達355人（20）。這些資料都顯示，无論是結盟或投降，每一個小遊牧單位都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由他們的首領代表出席。

各遊牧人群間的對立、仇殺與戰爭，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藉此，各層級的遊牧人群得到暫時的凝聚。譬如，與其它次部落之間的戰爭，凝聚一個次部落下的各牧團。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則能凝聚部落下的各個次部落。部落問的結盟，只在非常必要時才會出現；通常是為了戰爭。在漢代，為了對付中國的入侵，羌人每次結盟時各部落都必須先解除彼此仇恨，交換人質取信，並發誓盟詛，這也可見部落結盟並不容易。戰爭結束後，結盟就解散，又回到各個分散的遊牧人群之中。然後，又開始各遊牧人群間無止的相互仇殺與戰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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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漢書·趙充國傳》69／39；《後漢書·西羌傳》87／77：《俊漢書·段頭列傳》65／55。

  (21)  《後漠書·西羌傳》87／77：Ming—ke wang，TAc Ch'iang ofAncien，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90-94．

部落間的戰爭與仇殺，主要為的是爭草場與肥美的山谷。漢代河湟主要羌人部落都是兼營農業的遊牧人群。他們在春天出冬場(遊牧社會人畜過冬的地方)後，先到河谷種下麥子，然後往山中移動，展開一年的遊牧。秋季回來收割後，再回到冬場。如此在河谷中種麥，在附近山上遊牧，生活所需大致無缺。因此，一個美好的山谷是各部落必爭之地。為了爭奪、維護一個山谷，部落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組織，也因此使得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結合都是短暫的。

漢代遊牧的河湟地區與東方的中國相比，可以說是兩個極端相反的世界。在中國的世界中，皇帝統治著一大塊地方。皇帝之下是各層級的貴族、官僚，他們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這個鉅大的政治體制，主要依賴著農人的徭役賦稅來維持。在這個中央化與階層化的世界中，強調的是尊卑之分，下位者對於上位者的服從與效忠，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秩序。在西方遊牧的河湼地區，這是分散化與平等化的世界。因為環境是如此困苦，而人們的財產大都是長了四條腿的牲畜，所以分散、平等、自主成了普遍的生存原則。在這兒，每個家庭或牧團都為了生存而努力，沒有徭役賦稅。「移動」使得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短暫的、易變的。因此，個人對所屬牧團或部落的認同，以及對部落領袖的效忠，都不必是永久的。

西元前3000年，河湟地區的人類文明原是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的延伸：無論在物質文化上，或是經濟生產方式上，兩者都沒有太大的差異。約從西元前2000年前後開始，兩邊各自發生一些變化。到了西元前200年左右時，河湟地區與中國問的分野，不只是定居與遷徒、農業與牧業的差別而已。更重要的是，東方的中國成为中央化、階層化的世界：西方河湟地區則是分散化與平等化的世界。於是，對中國而言，一個生態的、社會的與意識形態的邊緣已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