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缺席”或者社会学的“危机”(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谓苏格拉底的“自由”、“实践”、“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姿态”都是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哲学。而在苏格拉底那里，在整个古代世界，无论哲学是否从人事开始，但最终却都要指向作为整全（cosmos）的自然，而且不能脱离对这种自然的静思直观（contemplation）。亚里士多德在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所做的显白区分，仍然不能忽视。这样看来，苏格拉底的事件，非但不能看作是一种反自然的自由事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倒更可能是一种通过面向自然，而且是探寻自然的正当生活方式的事件。撇开了自然和哲学，恰恰会使得苏格拉底事件，这个苏格拉底的“反抗”不可理解，无论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还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如果普通人和“社会性的反抗”是苏格拉底这位“英雄”的特征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就不再是苏格拉底了，而变成他的指控者，变成了《云》中放火烧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的老父亲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的问题不过是渠敬东选错了失范的化身。我认为，渠敬东确实选错了人，如果选哈姆雷特，可能更恰当。没有甚么比“这个时代脱了节”更能抓住失范作为现代困境的“精髓”了。不过，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如果不怕冒时代错置的危险，我们仍然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种针对城邦甚至是反抗“社会”的“失范”，但如果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就绝不能同时说这种失范的核心是日常的，从而也是社会性的，“始终以普通人的姿态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存在”。苏格拉底的“失范”，是从人事开始的，从意见出发，坚持要和邻人说话，但作为哲学家，与邻人说话，并非像邻人一样是“日常性”或“社会性”的。苏格拉底从意见开始，是要超出意见上升，“将人拉升起来”（《泰阿泰德篇》，175B），而不是为了停在意见的层面。在这一点上，哲学与“日常”或“社会”无法妥协。因此，借助古老的苏格拉底来言说“失范”，并不能挽救社会学理论在现代性的自由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也不能找到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两个合法性方向上的两难。相反，这个古代的“例子”无论在自由，还是在社会性和日常性上都与渠敬东笔下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而非在别的意义上，渠敬东写下的“导言”才清楚地暴露了现代的困境。古代的哲学家对抗习俗的做法恰恰是要发现提供正当生活基础的自然，而整个现代的“失范”，恰恰意味着现代人永久丧失了这个可以作为善好生活的向导的“自然”。从古代哲学家的眼光来说，无论是现代性的政治一面，还是现代性的社会一面，都不过是人为的习俗而已，甚至更糟，是“人为物的阴影”，而在现代人看来，无论是人为“建构”的政治，还是人为“构成”的社会，都是脱离甚至对抗“自然状态”的产物。没有了自然正当，现代性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才能获得自足存在的前提，二者的对立才成为可能，而最终体现二者根本冲突的“失范”才成为可能。因此，在最根本的地方，苏格拉底并没有“失范”，相反，“失范”的倒是那些拒绝或不能发现“自然正当”的普通人。难道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现代人都是杀害苏格拉底的指控者和陪审团的后代？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缺席与断裂》的苏格拉底“序曲”并非完全没有成功，而只不过它以悖谬的方式为借助“失范”理解现代性的根本困境提供了背景。不过，社会学寄希望于运用“失范”这一社会的缺席来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处境，最终却要借助没有“失范”的苏格拉底来理解现代性的危机，似乎仍然暴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困境：现代性不能自己理解自己。但如果这样的处境就是现代社会根源性的困境，那么是否社会学理论言说这一处境本身所陷入的危机，暗示了现代性的某种根本特征呢？而《缺席与断裂》不正是通过最终展现了社会理论的这个根本困境，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吗？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我要提出对这本书的第二点批评，在经验感受力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本书在“经验感受力”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是说这本书欠缺经验研究。一方面，经验研究并不必定具有经验感受力，事实上，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已经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社会学中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是建立在没有经验感受力的“使现象消失”的技术上。而另一方面，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卢曼这些表面上最抽象的理论家，他们的论述实际上蕴含了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最丰富的经验感受力，丝毫不逊于齐美尔（GeorgSimmel）、舒茨（Alfred Schutz）和戈夫曼（ErvingGoffman），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要更深入一些。准确地说，经验感受力就是理论直面我们现身的处境，尤其是在担负甚至对抗这个处境中的根本危机时所暴露出来的生存张力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并非完全缺乏经验感受力，其中的许多章节，清晰地表明了作者对个体生存乃至与他人关联的经验感受力，对日常生活的脉络的体验。但在作者力图将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从社会决定论的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在力图揭示“失范”暗含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处境的同时，却没有将这种个体的感受力放在现代人的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中来理解，这些失范的“单子”就彷佛飘荡在没有色彩的空间中，似乎无“范”可失。换句话说，在有关“失范”的经验感受力方面，这本书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同样是脱节的，从而使作者对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及其面临的限制的阐述，欠缺经验的丰富性和厚度。作者拟议中的失范与制度变迁的“综合”，表明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必须承认，我认为这个拟议中的综合，不仅因为它们的初步性而不免薄弱，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失范的理论阐述的根本环节存在困难，所以它的问题不在技术细节上。书中说，“社会学的思想风格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与传统哲学之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发生断裂的同时，建立了一种局部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论逻辑”（页313）。尽管这样的“思想风格”是否社会学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人而异，但作者实际的分析风格，却似乎也没有完全与这样的目标相吻合。《缺席与断裂》是一部强调历史，甚至到了有些"历史主义"取向的书，但却缺乏真正的历史。
面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究竟缺席的是甚么？这一问题通过渠敬东返回社会学自身经典的努力，以更尖锐的方式展现了出来。真正严肃的社会理论的努力，就在于是否能够面对社会学理论日益深刻的危机，而能否面对这种危机，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充分面对我们的困境（任何困境恰恰就其根本的普遍性而言，首先是我们的）。不能充分言说困境，本身昭示了社会理论面临的双重困境：面对苦痛性的实践经验的无力和面对超越性的沉思理论的无力。这一点，我相信，在渠敬东写下全书最后一个词“希望”的时候，他一清二楚。
注释
1 Michael J. Oakeshott, intro-duction to Leviathan, by ThomasHobbe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5.
2 福柯著，方生译：《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113。
3 Eric Voegelin,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Durham: DukeUniversity Press, 1975), 136-59.
4 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89。
5 John G. Gunnell, 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Genealogyof an American Vo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chaps. 2-3.
6 不过，这两种模式究竟是涂尔干始终存在的两种倾向，还是鉴别涂尔干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标志，我认为还值得进一步探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的问题不过是渠敬东选错了失范的化身。我认为，渠敬东确实选错了人，如果选哈姆雷特，可能更恰当。没有甚么比“这个时代脱了节”更能抓住失范作为现代困境的“精髓”了。不过，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如果不怕冒时代错置的危险，我们仍然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种针对城邦甚至是反抗“社会”的“失范”，但如果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就绝不能同时说这种失范的核心是日常的，从而也是社会性的，“始终以普通人的姿态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存在”。苏格拉底的“失范”，是从人事开始的，从意见出发，坚持要和邻人说话，但作为哲学家，与邻人说话，并非像邻人一样是“日常性”或“社会性”的。苏格拉底从意见开始，是要超出意见上升，“将人拉升起来”（《泰阿泰德篇》，175B），而不是为了停在意见的层面。在这一点上，哲学与“日常”或“社会”无法妥协。因此，借助古老的苏格拉底来言说“失范”，并不能挽救社会学理论在现代性的自由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也不能找到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两个合法性方向上的两难。相反，这个古代的“例子”无论在自由，还是在社会性和日常性上都与渠敬东笔下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而非在别的意义上，渠敬东写下的“导言”才清楚地暴露了现代的困境。古代的哲学家对抗习俗的做法恰恰是要发现提供正当生活基础的自然，而整个现代的“失范”，恰恰意味着现代人永久丧失了这个可以作为善好生活的向导的“自然”。从古代哲学家的眼光来说，无论是现代性的政治一面，还是现代性的社会一面，都不过是人为的习俗而已，甚至更糟，是“人为物的阴影”，而在现代人看来，无论是人为“建构”的政治，还是人为“构成”的社会，都是脱离甚至对抗“自然状态”的产物。没有了自然正当，现代性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才能获得自足存在的前提，二者的对立才成为可能，而最终体现二者根本冲突的“失范”才成为可能。因此，在最根本的地方，苏格拉底并没有“失范”，相反，“失范”的倒是那些拒绝或不能发现“自然正当”的普通人。难道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现代人都是杀害苏格拉底的指控者和陪审团的后代？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缺席与断裂》的苏格拉底“序曲”并非完全没有成功，而只不过它以悖谬的方式为借助“失范”理解现代性的根本困境提供了背景。不过，社会学寄希望于运用“失范”这一社会的缺席来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处境，最终却要借助没有“失范”的苏格拉底来理解现代性的危机，似乎仍然暴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困境：现代性不能自己理解自己。但如果这样的处境就是现代社会根源性的困境，那么是否社会学理论言说这一处境本身所陷入的危机，暗示了现代性的某种根本特征呢？而《缺席与断裂》不正是通过最终展现了社会理论的这个根本困境，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吗？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我要提出对这本书的第二点批评，在经验感受力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本书在“经验感受力”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是说这本书欠缺经验研究。一方面，经验研究并不必定具有经验感受力，事实上，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已经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社会学中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是建立在没有经验感受力的“使现象消失”的技术上。而另一方面，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卢曼这些表面上最抽象的理论家，他们的论述实际上蕴含了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最丰富的经验感受力，丝毫不逊于齐美尔（GeorgSimmel）、舒茨（Alfred Schutz）和戈夫曼（ErvingGoffman），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要更深入一些。准确地说，经验感受力就是理论直面我们现身的处境，尤其是在担负甚至对抗这个处境中的根本危机时所暴露出来的生存张力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并非完全缺乏经验感受力，其中的许多章节，清晰地表明了作者对个体生存乃至与他人关联的经验感受力，对日常生活的脉络的体验。但在作者力图将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从社会决定论的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在力图揭示“失范”暗含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处境的同时，却没有将这种个体的感受力放在现代人的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中来理解，这些失范的“单子”就彷佛飘荡在没有色彩的空间中，似乎无“范”可失。换句话说，在有关“失范”的经验感受力方面，这本书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同样是脱节的，从而使作者对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及其面临的限制的阐述，欠缺经验的丰富性和厚度。作者拟议中的失范与制度变迁的“综合”，表明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必须承认，我认为这个拟议中的综合，不仅因为它们的初步性而不免薄弱，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失范的理论阐述的根本环节存在困难，所以它的问题不在技术细节上。书中说，“社会学的思想风格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与传统哲学之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发生断裂的同时，建立了一种局部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论逻辑”（页313）。尽管这样的“思想风格”是否社会学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人而异，但作者实际的分析风格，却似乎也没有完全与这样的目标相吻合。《缺席与断裂》是一部强调历史，甚至到了有些"历史主义"取向的书，但却缺乏真正的历史。
面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究竟缺席的是甚么？这一问题通过渠敬东返回社会学自身经典的努力，以更尖锐的方式展现了出来。真正严肃的社会理论的努力，就在于是否能够面对社会学理论日益深刻的危机，而能否面对这种危机，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充分面对我们的困境（任何困境恰恰就其根本的普遍性而言，首先是我们的）。不能充分言说困境，本身昭示了社会理论面临的双重困境：面对苦痛性的实践经验的无力和面对超越性的沉思理论的无力。这一点，我相信，在渠敬东写下全书最后一个词“希望”的时候，他一清二楚。
注释
1 Michael J. Oakeshott, intro-duction to Leviathan, by ThomasHobbe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5.
2 福柯著，方生译：《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113。
3 Eric Voegelin,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Durham: DukeUniversity Press, 1975), 136-59.
4 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89。
5 John G. Gunnell, 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Genealogyof an American Vo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chaps. 2-3.
6 不过，这两种模式究竟是涂尔干始终存在的两种倾向，还是鉴别涂尔干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标志，我认为还值得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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