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体与美 　　　　 
身体与美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难题。女性主义在美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的反对选美的运动属于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判女性的异化与时尚美女情结。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就是从反对选美开始的。无独有偶，80年代，中国妇女联合会所做出的唯一一次最有个性的宣言也是反对选美。在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中，选美被视为女性屈从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对容貌美和身体美的追求被视为女性主体的客体化，其中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觉得它贬低女性，将女性变成没有灵魂的性对象。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要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女性主义深恶痛绝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虽然我国解决温饱问题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从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对美的看法加深了一步，美丽神话（beauty myth）问题与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并列，不同的身体、肤色、个头和体重都被认可，美也被从正面接受，是容貌问题上的民主化改革时期。 
第三阶段开展了关于美貌问题的论争（beauty debate）：女性主义应当赞成美还是反对美？赞成麦当娜还是反对麦当娜？赞成美容手术还是反对美容手术？美的民主化系统被提出，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自己在美貌问题上的选择。 
在当代学术界，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之内还是运动之外，人们对“身体”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女性主义者重新审视斯宾诺莎的观点：身体不是被动听命于心灵的，而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新的身体观认为，身体不是天赋给定的，它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即是历史偶然的，又是社会造就的。（Jaggar, et al., 198）格罗斯（Elizabeth Grosz）认为，忽略身体的物质性是理性统治的条件，虽然理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强调“性别差异就像阶级和种族差异一样，是身体的差异。”“身体必须被重新接受为不是对立于文化而是文化的杰出部分。”（转引自Jaggar, et al., 80） 在西方的启蒙传统中，相对于文化和理性，即所谓“灵”，“肉”一向是被否定的，肉就包括肉身，肉欲，肉体。身体意味着疾病、残疾、衰弱和死亡。身体经验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忍受痛苦。因此，灵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价值，是被崇尚、被肯定、被弘扬的；而肉则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价值，是被贬低、被否定、被压抑的。 
在身体的问题上，批判阵营的一员主将是福柯。福柯以非凡的方式对于现代社会做出了惊人的批判。他指出，在民主议会制度和政治自由的新概念兴起的同时，还有一个阴暗的相反的运动：对身体的规训。福柯的“规训”有两重意思：一重是指控制和惩罚的形式；另一重是指知识的学术实体，其中包括历史和生理学。 福柯将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人类身体为中心的，由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将身体功能标准化；另一种则是由人口生理政治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运用调查统计方法来监测和管理人的生与死、健康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等等。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体被权力搞得相当驯服，规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具有生产性和生殖性。传统社会对身体的惩罚是极其残酷、醒目的；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规训则表面上看去并不明显，实际上却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福柯把这种控制手段称作生理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在近几个世纪发明出一种控制人们身体的手段，以此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以及存在的各种空间”。 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是女性主义最完全彻底的对身体的后现代处置。（Jaggar, et al., 327）巴特勒批判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哲学传统，即“忽视身体，或更糟的是，反对身体”。她的理论关注身体的物质性，通过对异性恋实践的批判，关注“身体被物化为分性别的”方式。（Jaggar, et al., 80） 对女性身体的统治首先表现在对身体规范的训练上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中包括对身高、体重、动作、姿势、言谈举止、情感表达、外貌、气味、进餐方式的要求，尤其是对排泄行为的身体控制。规范训练主要是通过羞辱和嘲笑来实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提议以悲惨低贱（abject）一词来取代客体（object）和主体（sebject）这些词汇，她们想以此表明，这些悲惨低贱之物也是主体的一部分，例如眼泪、唾液、粪便、呕吐物、鼻涕等，它们都是身体器官的记号，是身体的性与生殖器官（其中包括口、眼、肛门、鼻子、生殖器）的产物，主体必须排出这些排泄物以建立“干净和适当的身体”，排泄物既与主体分离，又是它的一部分。（Robinson, et al., 75） 
其次是对容貌和身材的要求，例如在某个时期，女性被要求有骨感的身体，女演员更被要求保持骨瘦如柴的身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上没有女性能够完全不受美的诱惑，爱美之心在西方甚至有一个新词（Looks-ism）。根据1979年对美国女性的统计，她们花在化妆品上的钱是30亿美元，理发费是20亿美元，香水消费20亿美元，皮肤护理消费15亿美元，节食瘦身消费4亿美元。1990年，节食瘦身消费330亿美元，化妆业200亿美元，美容手术3亿美元。（Chancer, 89）许多女性由于减肥而得了厌食症，为了保持体形而长期节食，生活在饥饿之中。女性的美容手术还包括：吸油脂手术、隆乳手术、拉皮手术、去赘肉手术、修鼻手术等等。女性比男性更多做“拉皮”和“割双眼皮”的手术。女性常常视整容为“正常”和“自然”的，而男性并不整容，因为女性被认为必须好看，男性则是“一高遮百丑”。中国的美容业也正处于蒸蒸日上、方兴未艾的阶段。加入“人造美女”的行列成为那些认为自己长得不够“标准”的女孩趋之若骛的理想。 
各类媒体全都致力于塑造不真实的性别理想类型。而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并非全都那么坚强、勇敢、成功；女性也并非全都那么苗条、漂亮、时髦。通过将人类身体的病理化，社会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变成有问题的，比如“超重的”体重，女性拥有发达的肌肉，芭比娃娃体形，38-18-34（英寸）体形等。令女性身体理想化变成了一种时尚，在流行苗条、平胸的时期，大多数女人都要节食；在流行丰乳肥臀的时期，很多女性又要去做隆胸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乳房能够达到男权制的标准。因此，女性主义批判认为，阴茎中心文化使女性疏远了自己的身体。在西方，女性的自我摧残已经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青春期女性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是肠胃失调，它在年轻女性中是仅次于情绪低落症的第二大精神疾患。它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其特点是对身体体形的摧残。这一切全是由于患者对于苗条有着过份的幻想。典型患者是有天赋、工作勤奋、面容姣好、年龄在13-20岁之间、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女孩。这一疾患主要反映了女性自我摧残、与社会期待适应失常的现象。(伦伯特，1993年) 由此可见，女性身体健康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同社会规范、习俗以及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等问题有关。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女性的装束、发式以及身体的某个特殊部位也有特殊的规训要求。例如中国女性的缠足，一开始是为了美观的要求，随后造成了一种限制女性走动、外出的后果。在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当局还曾禁止所有的女人留短发，并用是否留短发区分一般女人与革命女性、自由恋爱的女人，对后者加以迫害。再如，不只是伊斯兰国家对女人的装束有众所周知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