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明清史学，至八十年代发生重要转折，进入新的的发达为背景成立了。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大城市。有的探讨城市人口问题，新宫（佐藤）学《明初强制移住北京的富民层》（《东洋学报》64—1、2,1983），论述了永乐元年强制移居北京的富民层的实际内容、目的、经过和明初对富民的政策。他在《关于明代首都北京的都市人口》中（《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1,1991），论述了明初首都北京由于一般居民人口的增加，军人的人口比例低下，同时南京的军事机能渐减，伴随首都向北京转移，人口也发生了移动。另一方面把焦点放在人口移动方面，又在户籍、丁差等方面论述了保甲统计问题。指出为了免除丁徭，有户籍仍旧留在乡里的现象。他的《明末清初某地方城市同业组织与官方权力》（《史学杂志》96—9,1998）一文，依据“当官碑刻”说明，明中叶以后外来商人不断进入城市定居，他们依靠同乡团体的强大凝聚力维护同业利益，以对付官方权力和胥吏。都市人口职业方面，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无赖的社会关系一打行和脚夫》（《史学杂志》90—11,1981）指出：明中期，由农民的分化产生了无赖，农民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是多见的。但是到了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地域有力者城居化的结果，也提供了无赖的活动场所。都市无赖的打行和脚夫经营暴力，具有组织和势力范围，受到了乡绅等地域有力者保护。无赖的活动始于万历年间，崇祯年间迎来了最盛期，到了清朝，由于官府的介入，打行衰退，脚夫被控制起来。有的探讨城市社会问题，中谷刚《清代都市骚挠的形态和论理》（《和田论集》）认为，乾隆八年福建发生的罢市、挟制型的都市骚挠，是由代办民众利益和地域、宗教有很深关系的无赖组织，因其主要要求官府政策的变更，所以反体制的性格弱，比民众反乱更有洗炼的政治手法。又指出，清代城市骚挠多发的背景有情报源的多样化和民众的政治意识的发展”。进一步指出：在口头的谎言、小说及报纸外无赖是与官衙有关情报的发给、传达者。有的探讨城市结构，妹尾达彦《清代西安府的城市结构》、《伊斯兰国家的城市性·研究报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编》41,1989），进一步确认了清代西安的空间位置和西安城的历史变迁，同时多方面分析了城廓的构造、行政和军事机构、社会组织及宗教、学术、商业等。叶倩玮《清代台湾都市化》（《人文科学纪要》、《茶水女大》42,1989），提出由华人的移居形成的台北初期都市化问题，追踪其近代城市空间的创造过程。说明伴随人口增加城市机能的完善，祀神的普及，城市空间的变质等问题。
　　区域信仰方面。铃木智夫《关于明清时代农民的杭州进香》（《史境》13,1986）认为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所以连续不断地前去参拜观音菩萨，是因为与乡里进香集团的组织、交易及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中谷刚《明清时代福州社会的民间信仰》（《史友》19,1987）一文，通过具有对传染病拨除意义的原生信仰形态，揭示了民众存在的“无视现实国家权威”的意识，及其与“知识分子·官僚”意识的对立。小田则之《清代华北直接生产者的一个侧面》（《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3,1988）以民间宗教的传播为线索，剖析了华北社会结构和直接生产者的存在形态。涉谷裕子《明清时代徽州江南农村社会祭祀组织》（《史学》（庆应大学）59—1、2、3,1990），通过分析祭祀组织的帐本《祝圣会簿》，研讨了祭祀组织的社会功能。指出祝圣会的祭祀有着维系地域内诸集团水平结合的作用，这是由地域内的各种关系以祭祀为媒体结合起来的。桂华淳祥《从地方志所载庵的资料看明清佛教》（《大谷学报》75—1,1995）论述了明代以后寺院庵堂在浙江普及地域社会的程度。
　　夫马进对江南育婴善堂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在《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和地方社会》（《东洋史研究》45—3,1986）、《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纪要》11,1986）二文中指出：清初，育婴事业开始于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经营是由都市绅士和民间结成的善会的民办、民捐方式，国家并不强迫。但是，育婴、接婴事业的扩大（镇→县→府城），产生了善举徭役化的危险性和资金来源方法的变化——从同人义捐到土地收入和商行义捐发展，更在道光年间向土地所有者导入附加税的官捐。基于民治的育婴事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发展中介入官治，也把地方自治问题收入视野。
　　上田信还尝试历史人口学方法，从生态学方面捕捉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他的《明清时期浙东的生活循环》（《社会经济史学》54—2,1998），通过统计族谱所见成员的卒年，看到十七世纪以前，死亡月份不均（最高点是春、秋），十七世纪开始脱离季节变换的影响，至十八世纪则全无影响，表明十七世纪以前同农耕周期有关联，可能是由于慢性的粮食不足。十七世纪以降，情况之所以变化，主要是伴随宗族(Lineage)的分配机能、分配制度的行政化，原产美洲的农作物的引进，货币经济的发展，生态破坏，人们离乡出走等原因造成的。



　三、地域社会论的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对地域社会论进行反思。
　　1992年11月，名古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森正夫总结了地域社会论，认为地域社会问题的提出，直率地说，是针对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实际上对于中国史研究，地域社会论在提出“场”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缺乏历时性的研究以及作为“场”的一环国家问题的具体检讨不足，这些方面都是应当特别反省的。（《关于研究课题“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质”》，森正夫编《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质》（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
　　会上，岸本美绪阐述了对地域论和国家论的看法：从推进地域社会论的上田信和山田贤的研究看，决不是国家没有登场，出现了有关国家的各种看法。把国家相对化决不是把国家无化。她还指出了讨论国家的方法等问题。关于“地域社会论”，岸本认为具有方法意义上的多样性。作为秩序论的“地域社会论”的特色，其共同点之一，即是注意某个地域社会集团的生成过程的微观事例。在这方面，应当重视以下看的观点。（《地域社会和明清国家论》同上）
　　1993年初，从事清代国家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的山本进提出挑战性的发问：80年代初期，关于商品生产与地主制的研究，人民斗争史、乡绅统治论等研究出现了停滞状态，在此情形下，地域社会论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引人注目。但在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够说地域社会论具有明清史的主导地位吗？进而他又指出，确实，地域社会研究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单个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他认为地域社会化论者根本没有为了共同的理论和概念而采取任何行动。认为当今地域社会论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国家论。大多数论者只把国家作为地域社会的彼岸，而未注意国家权力内部的构造和矛盾。如果只是从数量上积累无数存在的地域社会原理的检证，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地域社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