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史学杂志》102—5,1993）
　　作为地域社会研究中坚的山田贤，最近就“地域社会论”给予较全面地总结，并正面对山本进的部分诘难提了回答。他指出，迄今尚无宣示“地域社会论”的研究，被总称为“地域社会论”倾向的思潮，没有产生出什么决定性，研究方法的程序，和随之而来的固定问题领域。那不如把“地域”作为方法和视角。这需要把地域从预设的空间范围解放，从人们结成的关系网，以共识为基础的认识体系，抓住根据的共同性。换言之不是把社会或社会集团置于固定枢架的不变相，而是作为不断地生成被认知而成立。注视这样的地域，意味着不可能放弃对于覆盖传统中国最大号的秩序——国家整合的关心。原因在于，正是在被生成社会的漩涡中，更有“权力”同时被析出、提炼。国家不应外在于地域。“权力”与布满地域各处的社会关系、秩序体系相关，国家和权力经常随着地域被持续地再生产。如果转换视角，地域正是不断生成权力的活水源头。他批评山本进站在“地域”的外部，是不能构想支配“地域”概念的“国家”和“权力”的。认为新的“地域社会论”视角，开始了向着更新目标探索。这或许意味着尚未存在的“地域社会论”正在终止使命。（《史学杂志》104—5,1995)
　　看来地域社会论的确有它的不足之处，通过地域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新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地域社会论在八十年代形成统治潮流的话，现在正处于开始丧失主导地位的转折时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特别像山田贤和上田信分别对四川及浙江山区新开地的研究、岸本美绪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探讨了随着开拓的进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而后者则着眼于危机的时代、王朝交替的时代，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地域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从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重点探讨的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统一性，即摆脱阶级斗争论的影响，结合地域背景认识基层社会关系。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乡绅和民众反乱方面。八十年代后期至今为第二阶段，人们从更广泛的视野认识特定地域社会的形态，注意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提出新问题，其中开发、移民、宗族、信仰、社会动向、善会等研究多为筚路蓝缕之作。目前地域社会的研究正走向多样化。一种学术潮流的出现，往往是在矫正前一个时期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尽善尽美，地域社会论概莫能外。森正夫提出的地域社会论有其特定含义，而“地域社会”一词本身却是内涵丰富的学术用语，社会学领域中，有地域社会学，社区理论对于剖析地域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对考察地域社会也是有效方法之一，而兼地理学、经济学于一身的中心地及市场圈理论对地域社会研究不无参考价值，其它学科的理论也都会通过“社会”和地域搭界，地域社会的研究因理论方法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诚然，地域社会研究经过讨论形成一定的共识是必要的，但也无须划地为牢，要不必削足适履。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定学术思潮，对地域社会论的把握，或许视之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视角较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