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渊源来讲，毛泽东这一文化特征的形成，归结于中西方文化思想的综合作用。早期康有为、梁启超的“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和赫青黎、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动—变—斗的人生哲学和发展观念。当毛泽东成为一个成熟而富有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运动、变化、发展和斗争，始终是他的理论思维的一个兴奋点。这种认识，反映在毛泽东的人生性格中，便是讨厌传统文化所偏重的和谐、不争、守成、世故。在他看来，事业的发展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浪潮”和“运动”推进，斗争是历史和人生最有创造性的状态，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纵观这几次批判运动，之所以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学术问题，除了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影响之外，与毛泽东个人“主变”、“主斗“这一文化性格是分不开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无不体现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无例外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批判方式。这种批判意识和群众运动的批判方式，正是“主变”、“主斗”这一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毛泽东的“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直接决定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进程，同时，这一文化性格也在整个批判过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批判实践是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的。“主变”、“主斗”的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武训传》以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改良主义，以改良主义来贬低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和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是由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起的。在李、蓝身上，毛泽东依稀找到了他年轻时对传统教育反叛的影子，因此非常赞赏这种“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挑战。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反映了毛泽东“主变”文化性格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防变”，时刻引导矛盾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防止事物朝相反方向转化。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很多人看来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挑战，两个不乏固执个性的人碰到一起，以毛泽东“主斗”的文化性格，是不会容忍这一现象存在的。而胡风的小集团和他的《作为参考的建议》正好授人以柄，印证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防变”之虑。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口这一政治定性无疑决定了胡风等人的悲剧命运。

   置身于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其对人类的思想深度有多大的推进。要究其原因，除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外，我们还必须具体地进入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相似性及同源性的观照之中，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文化心态、文化人格。

    过渡时期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有的参政、从政、学术政治化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以政治权力依附形式存在的人身依附，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将政治立场上的划界表态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政治权力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群体对此大多是认可的，并以自己的言行加强了这种生存环境。他们不仅以自己赖以立命的学术活动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学术依附于政治，而且更以自己学术批判的政治化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倾向。知识分子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相对独立的理性批判和自由思想也就很难存在，其群体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心态和非自主性的批判人格。其具体特征如下:

      自主批判意识缺失。自我意识的具备和尊重自我、保护自我的实现程度标明着个体与群体进化与成熟的程度。然而，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却群体体现出自我意识的退化，并由此导致了低层次的批判人格。首先，伴随着对领袖宗教般的崇拜意识的增强，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也就越来越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自轻自贱自贬自责。他们基于出身的原罪感，不断忏悔和赎罪，把所有富于生气的棱角，包括自主意识、独创精神全部刨光、磨平。其次，知识分子在批判运动中呈现出一种畸形心理，通过非我化，把自己变成他人或他人的影子。翻阅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都是对政治观点的重复、演绎和注解。他们的选择是单一的，参与批判是他们最自然的行为。他们衡量一切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的意义是什么，而在于他们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命运和利益。在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紧跟政治风向就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动力。当这种外在的强制转为内心的自觉时，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也就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帮凶，一时帮闲。无论是批判电影《武训传》，还是批判俞平伯及胡适，尤其是批判胡风，都可以看到各类知识分子争先恐后表态紧跟，站稳立场划清界限，甚至于赤膊上阵粗暴批判。

    “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态，使知识分子缺乏群体性的民主自由意识，缺乏救助意识。民主和自由的环境的形成不能指望少数几个人的努力，而需要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合作。这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在建国初期对胡风的斗争中一直抱着观察的态度。林默涵同胡风几次接触中的情绪变化是个晴雨表，他某些时候的温和反映了中央内部的一种处理意见。刘少奇曾谈到“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些会，根据政治原则对他们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四但当周扬、林默涵依靠他们地位的优势不断向上汇报，使问题逐渐严重起来时，很难找到一个为胡风说话的人。假如当时在学术观点上和胡风保持相同或相近的人们能够站出来为胡风辩护，决定胡风命运的天平也许会发生变化。根据现有的材料，中央未必不期待这种声音，然而关于这种意见的渠道一直没有打通，“孤家寡人”的胡风注定要遭到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