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贫困化。知识分子知识贫困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看起来似天方夜谭，然而在某一历史时期却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背反。随着政治选择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价值取向的基础，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兴趣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关注于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性需求，特别是政治形势的现实需求。与当时用政治、行政权力的方式将一切生产、生活等社会资源整合归为国家或全民所有的社会变革相一致，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方面表现为见风使舵的潮流显学，始终关注如何使各种学术研究从立题、论证到结论、诊释方法上都表现为与对政治图解的感性经验相结合，表现为一种政治独断性的知识兴趣，因此也就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终极关怀失去了理论兴趣。
几次批判运动充分体现了批评群体在专业理论修养、相关学科知识等方面的极度单薄和僵乏。当时代将批评当作“领导文艺的主要方法”，当作“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规定下来的时候，颇爱趋同的知识分子也就把批判奉为文化价值的最高标准，以批判和斗争代替了批评。批判变成了一种文化机制，批判凝聚为一种广泛人格。即使他们采取社会学的批评模式，也只是将其庸俗化而没有完整的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他们接受的范围仅限于跟流行思想吻合的部分。艾芜曾回忆说:“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头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者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国这种知识的贫困化带来的是盲目、世俗、偏狭、固执、乃至昏联。正是这些负面的文化人格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定势、一种合力，决定了当时知识分子做出了“大批判”的选择。这种批判人格扭曲了自己，也扭曲了文化。
审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可以发现一定程度上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背反现象:一是理论与政策的背反。这一时期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际中的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偏差甚至背反。理论上，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基本原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进行了正确判断和表述，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政策上，忽略了对知识分子的依靠，仅仅强调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容易造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资产阶级的误解，也就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没有视作依靠力量。二是指导思想和方式手段的背反。指导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通过思想文化整合使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纳人到统一体系，保证思想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但在方式手段上，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采取了群众运动、政治大批判的方法，没有了真正的自由讨论，问题也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1952年，党即提出“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化发展方针，但作为“百家”之一的俞平伯和胡风均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推陈出新”的《武训传》也由于政治批判运动而使讨论失去了意义。三是人格操守和政治选择的背反。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特殊政治氛围，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选择、价值选择、话语选择、道德选择、心理选择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以政治选择为基础、为主导的潮流，久而久之，外在的政治现实的强制变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心的自觉寻求。这一政治选择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形成了强大而深远的定势性影响。学术研究的独立，学术思想的自由，学术人格的自重、自尊都被窥测政治动向所替代;人格、学术上的自辱、自卑、自贬，行事上的苟且偷生、卖身投机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理的构成因素。胡风事件中的舒芜就是一个代表。四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背反。应该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对丈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基本上达到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文艺观、学术观的目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但是，由于轻易地对学术问题做出政治定性，使得这几次思想斗争最终都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运动，不仅直接伤害了有关当事人，而且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影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57年，毛泽东曾提到“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国其意思是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批胡的成果呢还是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为了纠正批胡的错误，恐怕前者的成分更大一些。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导致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偏至”倾向，使他发动要从根本上解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命运前途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可能。
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背反现象与参与者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理论与政策、指导思想与方式手段的背反，形成了其政治选择与人格操守的背反，造成了参与者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反过来这种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也形成和加剧了这些背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