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从视角上看是独特的，从内容土看应该说是深刻的。它提醒在当前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这种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首先，从大众新闻媒体的角度看，既流行使用形形色色粗俗的广告，制造一些超越人民实际生活需要的“物欲”，同时也大量存在着为了提高收视率而片面迎合观众需要的媚俗行为。他们实际上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讲的“大众文化”的范围，如何获得商业利润始终是其兴奋点。至于说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如何引导、提升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则是他们所不关心的。从普通大众的角度看，由于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以经济为中心，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一般民众关注的中心。大众商品文化以其轻松、愉快的形式和感官的效果，很快为民众所接受，它们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再加上发达国家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如何追求商品、金钱成为普通民众的兴奋点。上述两股力量的作用，使得相当多的人把消费看成是体验幸福、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这种价值取向正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范现象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不建设一种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而让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占据了人们的心灵，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的。
二、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索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的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及其出路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出真正科学的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但他为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和观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现代性是哈贝马斯学术建构的核心论题。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其核心问题都是对理性在现代性中的命运做出诊断。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一传统中确定自己研究方向的，并且取得了足与前辈比肩的成就。R·J·伯恩斯坦曾经指出:“也许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整个理智方案和他的基本立场概括为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一部既公正地对待启蒙传统的阴暗面，解释它种原因，又要兑现和阐述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这些仍然固执地向我们诉说的东西。现代性方案既不是残忍的幻想，也不是一个已经变成暴力和恐怖的幼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仍然引导和为我们行为规定方向、并有待实现的实践任务。”可以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一段话道出了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主旨。由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问世已经从理论逻辑上终结了批判理论，而五月风暴的失败则从实践上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革命梦想，哈贝马斯正是在这种困境中独辟蹊径，认为他的前辈学者们都是从意识哲学出发对现代性及合理化进行研究，无法全面地把握现代性的内涵，批判理论已陷入了困境。哈贝马斯力图以交往理性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防止理性的扭曲，从而保持现代性中的理性、共识、解放、团结。
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分析，提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论点。其中，极其重要的有，两个概念:生活世界和系统。哈贝马斯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既是主体之间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又是作为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置身于此的境域，提供了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意义的资源。正是在这种可依赖的、熟悉的背景中，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才是可能的，也正是这种相互理解在维系着社会行为或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指的是市场上经济事物和国家的行政机关。其中，市场通过金钱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世界，而国家机关则通过行政组织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由于经济和行政系统侵人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中，使生活世界的结构遭到破坏，越来越商品化、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哈贝马斯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脱钩，是欧洲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以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的扭曲和物化为标志的，生活世界受制于从金钱和权力中派生的，并变得自主的亚系统的命令。资本主义异化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金钱和权力作为抽象的交往媒介取代语言的相互理解，浸入到它不该进入的领域，因而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病症有着特殊的表现，它既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点有关，又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有关。现代社会已经分化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领域，生活世界又可分为由家庭和亲密关系构成的私人领域与以政治意志形成为目的的公共领域。同样，系统也分为以金钱为驾驭工具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控制媒介的国家，现代性的冲突正是在这四个领域的关系中展开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私人生活领域的公民角色已经被边缘化，日益被经济组织支配的职业者角色和福利国家支配的受益人取代，权力和金钱的影响源源不断地渗透到生活世界中，社会成员不论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公共政治领域都失去了自主性。就前者来说，个人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的权力网络控制的对象;就后者来说，西方大众民主日益成为操纵选民实现其统治合法化的工具。国家与市场日益脱离了来自世界的规范约束，成为任意主宰个人的力量。
那么，面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代性危机，其出路何在?换句话说，如何去克服这种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关键在于生活世界的复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现代性危机的主要症状，但它并不是现代性的内在趋势，也不是社会合理化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是由于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化，而是由于它们之间的不平衡和冲突所引起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和工具理性理论的重构，它解释了资本主义合理化模式的起源和最终结果。“合理化悖论是这样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系统合理化和分化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随后相对于体现在生活世界中的规范约束而越来越独立，直到最后，系统的命令开始使生活世界工具化，并对它构成毁灭的威胁。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关键在于使生活世界得以复兴，并重建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从而实现社会的融合。
哈贝马斯力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生活世界的复兴，克服现代性危机。首先，建立普遍有效的、理想的语言使用规范。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建立有效的语言使用规范，使得生活世界的合理交往成为可能，扭转资本现代性条件下语言被金钱、权力所侵蚀的状况。“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如果能够将被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语言为中介的交往行为贯穿到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这些已被非语言媒介操作的领域就可以缓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从而纠正工具理性的偏颇，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哈贝马斯力图通过人类语言的分析，突出主体之间双向理解所蕴含的人类沟通的本质，从而走出原有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解释的困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以双向理解的知识观，替代工具理性及其单向理解模式，并由此探索现代人逃离工具理性控制的出路。在哈贝马斯这里，现代性与正义和平等的理解紧密相连，而且他坚信，这种理解可被普遍地认识。因为，交往理性要求我们在与他人对话时放弃那些特殊利益，要求个人给出自己信仰的理由，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既不能存在特权式文化，也不能存在偏见性文化，这个社会是一个基于普遍共识的更大包容性的社会。“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所声称的那种逐渐呈现为多元主义，甚至价值相对论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大胆而勇敢的断言。
哈贝马斯力图推进生活世界的复兴的第二个努力是重建公众社会，以使其发挥批判理性的职能。哈贝马斯认为，公众社会是由于国家与社会根本分离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共同体，“公众社会的核心是由那种通过文化企业、报刊和后来的群众媒体所加强的交往网络，即享受艺术的私人所组成的公众参与文化的再生产，以及国家公民公众参与通过公众舆论中介的社会统一所组成的文化网络所组成的。”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公众社会具有民主和舆论自由的权利，并能利用这些权利来为公众利益作辩护，同时，公众社会也能对统治者的权力和活动进行监督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国家决策。也就是说，该时期的公共社会具有批判与否定的功能。而现代社会由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生活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公众社会，也会受到以行政体制和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的压制。因此，公众社会丧失了批判的意向和合理批判现实的能力，使得它被国家的行政体制看作是促使人民对国家产生容忍性的场所，公共领域受商品价值理念的规约而日趋商品化公众社会不仅失去了自律性和相对独立性，也失去了政治评论权和文化评论权，其作用不过是为既定的政治决策呐喊助威一这样萎缩的公众社会是无法促使社会走向合理化的，相反只会使社会变成极权的“单向度”的社会。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要想实现社会良性发展，就需要重建公众社会，恢复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公众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并充分发挥其作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相互沟通的中介职能，使现代性危机得以克服。
哈贝马斯总结前辈学者和后现代理论家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力图重建现代性哲学基础。尽管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方案有过于理想的色彩，但正是在“告别现代”的后现代思潮的声浪中，哈贝马斯坚持启蒙精神和理性立场，努力为现代性寻找出路，这种努力本身就值得肯定。在重建交往理性的努力中，哈贝马斯谨慎地展示出对现代性发展的乐观的看法，这并不是毫无理由的盲目乐观，也许，这一思路是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趋向的。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在现代性的批判中深刻挖掘了现代性的积极的、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潜力和内涵。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解决现代性危机，纠正那些使我们偏离航向的负面因素。我们要把现代性的追求内化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中，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给我们的一笔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