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在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的建构上，黑格尔的辩证法起着方法论的建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并不是来自于事物之外，而是蕴涵于事物之中，这是事物的自我批判;第二，事物的自我批判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事物自身的裂缝为事物向另一种方向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性的空间;第三，事物的发展与运动才使世界联为一体，这使得来自于事物本性的自我批判具有总体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强调这种来自·于事物自身的内在批判性，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这是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的重要途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表明了他们所意识到社会自我批判的两个界限:第一，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前，这个社会不可能真实地自我批判，这也是悲剧美学批判的现实界限;第二，即使一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也不会自动地灭亡，这时人的主体批判意识就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拉萨尔在1858-1859年写了一个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3月6日，拉萨尔把印好的悲剧寄给马克思，同时附上一封信和一篇手稿。在手稿里他说明了他的作为剧本基础的“悲剧观念”。在拉萨尔看来，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1522-1523年的那次骑士起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起义的领导人济金根在智力上和伦理上存有“过失”，“在实现的目的的方法上实行了狡诈”;“这种过失恰好是由于对伦理观念和他自在和自为的无限力量之间缺乏信心，以及对丑恶的有限手段过分信任而引起的”;“正是这种同时是伦理的又是智力的，因而又是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过失，我觉得才能构成最深刻的悲剧的冲突。简言之，拉萨尔认为，“这个悲剧内容是在于领袖们的革命目的和机会主义策略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根本不同意拉萨尔的悲剧观念。在恩格斯看来，“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力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济金根和胡登领导的这次骑士起义也就失败了。恩格斯以他对济金根、胡登领导的这次骑士起义历史的深刻研究为基础，在他给拉萨尔的信中，清楚阐明了他对这一悲剧的看法:“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同样以他对这次骑士起义所作的深刻研究为基础，驳斥了拉萨尔的悲剧观念，马克思指出:“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马克思使用的语言虽然和恩格斯不一样，但他的悲剧观念却和恩格斯是一样的，即济金根和胡登之所以必然要覆灭，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于是也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类解放的论证，并不是像传统悲剧观念基于单纯的个人动机或者抽象的“人性”，而是基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但这种既定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并非一种单线的、宿命式的机械决定，而是一种对人们活动的界限作用。既定物质条件对人们的活动具有辩证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之所以是辩证的，就在于它并非唯一地限定了历史的结果，而是在其所界限的范围内为人类活动留下了可供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在此界限之内，历史以何种形式实现，尚具有多种可能性，而非唯一性。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到底哪种可能性会最终实现，这取决于历史过程之中诸个体的意志之间的相互冲突的状况，取决于历史合力的诸分力的分布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愿望、目的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首先取决子该目的与既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处于它所界限的可能性范围之内还是之外，其次亦取决于该目的的分力本身的强弱以及与其他分力的关系。在既定物质条件所界限的可能性范围之内，人们一般也不能随意实现自己的愿望、目的。因为在既有的历史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足亦即物质生活资料的匾乏这一根本性原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分工和私有制的存在，个体的愿望之间的相互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尽管各个个体的行动是有计划、有目的和可以预见的，但由于诸个体意志的互相冲突而导致的混沌效应使得历史过程从总体上看完全呈现一种无序的状态，像自然过程一样由必然性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性为自身开辟道路。因此，人类解放的理想的实现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运动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作用下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其中，人类社会不断出现的悲剧超越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不断被实现的过程，从而也就是人类不断走向自我解放和实现自由的历史过程。

    这样人的存在既具有有限性，同时又具有自由超越性，而且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联结，充当联结中介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总是发生在非常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因此，历史性和非至上性构成了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与此同时，实践活动又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活动，它总是受到目的性和理想性的激励和引导，去超越有限的生存境遇，去开辟一种比现存状况更好的生活。有限性与超越性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否定性的统一。因此人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律背反，这是形成各种悲剧的内在根本原因。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的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它把人的自由自觉的和超越性的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生存和生活世界的基础，超越传统悲剧观从人的存在之外寻找人的生存的依据，不再把历史看作是“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而认为是人的存在活动的展开与生成，一种开放的价值生成活动;取代社会和历史的“实体”的是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是人的批判性的和超越性的生存活动，一种展示和创造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开放过程。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传统的悲剧观，扬弃了以黑格尔的悲剧观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悲剧美学仅从理性思辨的角度谈论悲剧的方式，而是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来揭示悲剧的本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与不同时代的关联性或它的指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其实践性理论层面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但是，它的理论核心和宗旨是一致的，即:“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文化批判精神和当代意义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面向人的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它要求人的永远激发思想的怀疑能力，永不停止地怀疑看似明晰和确定地东西，提醒人们被公认为正确和合法的东西可能还有“另一面”;其二，它要求人们不竭地去追问:人的现存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是否合理?何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是相对更“好”的?应该通过何种途径去达到这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通过这种前提性的追问，使人们的全部生活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爱美意识，从而不断推动人们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空间。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永远不可或缺的本质性维度，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