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相对主义在当前中国学界的诸种面相来看，其应用品格的匾乏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错位的现实判断。无论是“不可通约”论，还是“失语症”论、“中国的现代性”、“东亚价值”论，其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其对现实加以诊断的立足点并非是现实的具体经验，而是从一种“文化本真性的幻觉”①出发，借助于某种被孤立起来的传统或者某种既定的理论，自上而下地推导出某种关于现实的断言—这种断言与我们对现实的真实感受有着明显的错位。2.虚假的问题意识。错位的现实判断必然引发虚假的问题意识。比如，“中华性”论者所主张的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过程正趋于完结的观点，怎么看也像说的是欧美诸国，而不是中国这样一个连许多人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3.贫乏的应用策略。与大谈现实中的“危机”或“问题”时的言之凿凿相比，当论及如何解决这些“危机”或“问题”时则要么回到“复古主义”或“中西杂揉”的老路上，要么就语焉不详地大谈“超越”—不过谁也不知道该怎样超越以及超越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

    其实，此种应用匾乏的状况正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悖谬与价值迷误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在文化观念上的文化自足论悖谬使得它既无法面对文化的现实存在，也无法对文化现实进行穿越经验层面的深人思考，从而为当前的学术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价值的属人性的取消，使得文化批判与学术创造的承担者—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独立的人仅仅作为构成文化的诸种因素之一被整合到文化的有机生命体中，因而无法走出文化决定论乃至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从而导致了文化与学术发展的无目的性与无主体性的双重困境。从这一意义来说，文化相对主义已成为了阻碍中国文化发展与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在当前的诸种面相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文化的差异性事实的否定，更不意味着赞成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面对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与扑朔迷离的诸多学术问题，我们所期待的是一种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文化理论与学术范型的诞生。所谓的文化与学术之“转型”，不就包含有“告别”与“诞生”的双重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