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 文化研究 批判理论 新军
论文内容：提要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目前它已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I'~-J题。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又一新军，它从内在精神上与以往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自觉的传承，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将在反对和抵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兴起，尔后扩展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它已是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从总体看，文化研究不仅在内在精神和理论传承上与以往的批判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它还有所超越，并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劲旅。
文化是20世纪的一个关键词。这里的文化不是社会学层面的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的总称，在这里文化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20世纪的文化批判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回响。激烈的批判与激进的解构，现代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和霸权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文化理论的主导行为，而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和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抵制，倡导差异与多元、标举少数与边缘，则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文化实践。
20世纪前半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展示了惊人的成就，它同时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性内涵，它对人类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提升是以往文明所无法比拟的，但工业文明发展的偏至导致了技术理性独角戏的上演，成为扼杀、束缚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与统治力量，也构成文明的困境。这种异化与统治力量对人的存在来说无疑是一种霸权，它以非暴力的形式，通过科学技术来实施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正如现代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本为打破神话与霸权而被推崇的启蒙理性，自身却蜕变为神话与霸权，因此，现代文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即超越与霸权同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抵抗物化，阿多诺倡导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呼唤培育边缘人与亚文化群体来作为对抗霸权的新主体，哈贝马斯提出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看，上述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所追求的依然是总体性的话语和宏大的革命的叙事，或依然执著于现实政治层面的革命，或追求一种宏大的理论，带着救赎与乌托邦的情怀构筑着重建现代性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这不乏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的现代主义的光荣与梦想却没有无限延展，它在20世纪中期几乎被拦腰斩断。如果说一定要找出某一年作为标志，那就是1968年。1968年在西方历史上是不寻常的、颇具纪念碑式意味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五月风暴”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水岭，那张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紧锁的房门上的著名海报也许正昭示了一种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变迁:“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①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1968年所启示的意义是重大的，“重得让我们这个时代难以背负”。虽然它与历史上其他的革命相比并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五月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和变革完全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理念”的断裂和转变②，正如福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转变时所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③
文化研究正是在前述20世纪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和崛起既是直接基于上述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同时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原因。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文化景观上的重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些变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直接的文化背景。
第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致力于解构现代主义的权威、质疑现代性的霸权。在此，我们暂且不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优劣、是非以及它们彼此内在关联与冲突做出详细的辨析，只想简略指出，与求知求同的现代主义哲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标举的是差异哲学，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存在，承认异质之间的平等。
第二，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思想家们尤其是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对宏观政治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宏观政治或“革命”话语不免带有极权化色彩)，转而投入微观政治和话语层面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或人文学科的后现代理论，它主要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以便把人从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等微观的政治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它把话语和知识领域看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生成与争夺的重要场所，因此它通过揭示和辨析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来消解以往“知识”、“真理”和“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为建构性的因素，并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