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大众文化是受大众传媒操纵的傀儡文化，大众是孤独的、被动的，是文化工业标准化生产中失去个性的零件;但是，随着科学的传播针对不同的群体的复杂化，伴随传播手段的技术翻新，传播的目的、效用以及结果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就像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看到的，“科学发展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其理由是:如果科学的增长代表许多细小创新的积累，如果作者在产生这些创新的时候真的依赖于彼此的著作(正如分析他们彼此引用文献的情况)，那么这就可以认为这些作者是采纳了其他人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一种传播过程”。显然克兰在此提到的传播没有把主体局限在科学家群体内部。

    所以，如果我们把广义上的科学传播按受众对象划分的话，“它包括:(1)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2)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前者又可以细分为:la本学科的科学教育与培养，1b同一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lc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1d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之间的交流(这一项放于此处虽然不够恰当，但是个自然的延伸)。后者又可以细分为:2a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教育，2b学校教育之外的科学传播。”这里的科学传播与“广义的科普”是等同的。

    与之相关的科学传播也具有了不同的模式和发展阶段。“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模式归纳为三类:传统模式、对传统模式的修正及媒体独立化背景下的一些新模式。……总体来说，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经历了从线性模式到发散模式，再到网络模式的过程。”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科学知识在“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的不同层次上，对受众对象的不同要求。由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核心知识可能会转化成外围知识;反之，随着科学的深人研究，原有的外围知识又能形成新的核心知识。模式发展背后的各种背景和假设都将成为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

    SSK正是在完全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主义，将各种社会性因素，如信念、研究传统、实验室、科学争论等都视为构成科学产生的要素。显然，它客观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基础，把科学看做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与科学之间的隔膜，为科学的传播拓展了新视野。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学界兴起的“科学的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SSS)就是希望通过引人“公共领域中的科学”( the science in the public domain)这一概念来解决科学决策的合理性等基础问题。

    国内学术界一直都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诊释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概念，也就是把“公众理解科学”放在和传统科学普及概念相对的位置上来引用。但是出现的问题是，科学传播的研究被局限在“科学”与“传播”的简单加和框架内。随着国外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发展，包括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的缺失模型、“民主模型”，到美国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布赖恩·温的内省模型—科学传播的理论研究就再也无法同科学研究理论的发展分开了。各种模型力图以社会生活的现实视角把科学传播的有效性和科学决策合理性地统一。此时，科学传播对公众的作用从单一向度传授向高效的组织模式发展，科学传播的功能则更进一步体现在如何形成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公共舆论导向。总体上说，当代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具有站在理论平台上来建构科学传播模型的意义，使科学传播研究跳出了传统的“科学”加“传播”的刻板模式。

    也是基于此发展的基础，与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相反，在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语境下，不但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还肯定了大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通过有效地区别“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可以从一个意义上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采取不同的传播模式，从而实现科学传播的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