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论文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文化研究成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潮，而精英文化批判则是它的重要倾向之一。本文顺着英国。文化与社会传统，追溯了精英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与大众文化的对立。通过批判它对于少数派文化的尊崇和对于大众文化的排斥，揭示了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控制功能。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成了西方学术界格外热门的话题。文化研究广泛地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思潮，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文化研究已经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学术主潮。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又是最含混、最难以确定的领域，迄今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尽管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它对精英文化的批判。从一开始，文化研究便致力于批判精英文化，努力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在与精英文化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英国的精英文化传统源于何处呢?精英文化是如何与大众文化对立起来的呢?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尤其是在《文化与社会》中，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奠基者雷蒙·威廉斯顺着历史的轨迹梳理了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分析和批判了精英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为文化研究的精英文化批判倾向奠定了基础.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文化观念和现代各种常用的文化一词，是在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时期进人英国的”[ij(P13)，因此，若要追溯文化及其与文化相关的各种概念，就必须从工业革命人手。

    工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英国既存的现实关系，而且对英国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把生产者简化为零碎的“手”，简化为赚取利润的工具，同时它还使得从事崇高的精神工作的人最终也被专门化为精神生产的工具，成为知识机器。曾经如此崇高的精神竟然沦落为商品，服从于与商品生产大致相同的规律。

    这种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得异常明显，这是当时仍旧高高在上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无法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19世纪初期，随着封建贵族的彻底没落，艺术家失去了封建时代特有的贵族资助制度的保护，生存问题立刻摆上议事日程。为了生计，艺术家被迫屈从于无情的市场规律，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拼杀搏击，想方设法兜售和推销自己的“产品”，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资料。亚当·斯密说，“如同鞋袜，人们向制造并为市场供应这类货物的货主购买，[17(P64)，亚当·斯密此处所说的“这类货物”指的就是艺术家的作品。市场成了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决定因素，无形的手开始指挥和操纵艺术家有形的笔。出于生存的考虑，艺术家不得不痛苦地适应市场订货的要求，尽力满足市场的需要，以挣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家那种人类精神导师的崇高地位一落千丈，过去笼罩在艺术家头上的那层灵光消失殆尽。对于这种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色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佣的仆役·[ 2 ] ( P468}69 )。在此情况下，艺术家只得无奈地用市场给予他们的“自由”去换取冷酷的现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常常貌似高傲地步人市场，仿佛是为了深人生活，寻找创作的灵感，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寻找潜在的顾客和买主。拿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艺术家只不过是“为钱而干的缪斯”，与街头流莺并无多大的区别:

          为了一双鞋她卖掉了灵魂但在卑鄙者身旁，我扮出伪善的小丑般的高傲，老天爷耻笑为当作家我贩卖我的思想。[3](P51)

    面对这种状况，原本养尊处优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亮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应对措施.无独有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打出了精英文化的旗帜.

    从词源意义上来说，“精英((elite)”一词是与选择相联系的，起初指的是上帝的选择，带有浓厚的神学意味。18世纪以后，精英开始指世俗生活中一些被挑选出来担当一定职务的人。到了19世纪，精英一词在英国流行起来。早在1823年，拜伦就在他的长诗《唐瑛》中运用了精英这个词:“和高贵

的布莱克伯爵夫人一样，他既是人群中的骗子又是精英”。在拜伦的用法中，精英一词显然还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精英一词开始与“最好的(the best)”联系起来，更多地表示精锐部队或上层贵族.

    “文化”则是一个意义非常复杂的词语，对于什么是文化，不同的学科对于文化有着不同的解释。据威廉斯考证，文化原来指的是“培养自然的成长”，与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工业革命这个关键时期，文化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到了浪漫主义时代，文化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成为了市场的对立物，开始与教养联系起来，成了优秀的真正标准.这是文化观念的一次飞跃，文化从此开始具有精英主义的韵味.

    出于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机械主义、财富积累、功利主义和现金交易的深恶痛绝，柯勒律治把文化与人类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在他手里，文化获得了高于其他一切人类活动的高尚地位，成为一切社会安排必须服从的上诉法庭.他在《教会与国家政体》中写道:“国家的长久存在……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文明本身如果不是一种具有很大腐化作用的影响力，就是一种混乱低劣的善，是疾病的发热，而不是健康的焕发·川( P95-96 ).柯勒律治此处所称的教养实际上指的就是文化.在他看来，文化应该成为文明的基础，这样文明才能保持“健康”，走向“完美”。这里，教养，即文化正式地与文明或者说社会联系起来，成为完美的标准，具有特殊的功能，不仅可以用来影响社会，而且可以用来判断社会。不过，柯勒律治也意识到，由于具有解体作用的工业革命的进程，教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保障，因此，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应该凌驾于“暴民”之上，因为他们“是为学问培养的，并将学问成果传播于社会中”，这个阶层的保存和扩大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和资助。既然这个阶层需要国家的供养，那人数自然不能太多，只能由“一切所谓大学文科和科学的贤能之士与教授们”【’](阴)构成，他们的职责是维持艺术的标准，防止裁判圈扩大到让公众参与投票。从此，文化开始与少数有特权的阶层联系起来，这为以后的少数派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