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五四时期这样一个启蒙的时代，首先需要做的是揭破宗教的神秘与欺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打破对神圣宗教和神圣经典的迷信态度，就不能启迪民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更不能对之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没有启蒙性的宗教理论和宗教研究方法，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宗教史学和宗教学是很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总体上看，胡适站在现代立场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和分析评价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合理的、进步的。

    二、胡适的民族思想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土壤，滋养了胡适的思想大树，也使得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感情根深蒂固。胡适13岁前在家乡上了9年私塾，摸的、吟的、背的都是国学，12岁就开始编历代帝王年代歌诀和国故整理。胡适上了6年“新学”，大部分还是读中国书。到美国7年，喝的是洋水，辩论的却是中国文学，主攻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就连留学日记中论国学的内容也占了不少篇幅。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对于国故的整理从未间断过。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最重要的意义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再造中国现代文明，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闭

    对于传统文化，胡适虽曾有过相当激烈的批判，但这是基于他的“文化惰性”理论。他之所以执着地要向传统文化开刀，主张“全盘西化”，正在于要使我们从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去追赶时代的潮流，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使中华民族重新振作起来。“我认为我们对于固有文化，应该采取历史学者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认贫乏，方才肯死心塌地地学，自认罪孽深重，才肯下决心消除罪想。如果因为发现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弃了，那只是不肖的执垮子弟的行径，不是我们的有志青年应该有的态度。‑[s]同时他还说: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人，这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损灭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一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

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6]从上述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声明他主张“全盘西化”，但也很清楚地说明他的动机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他认为只有在提倡矫枉过正，“拼命走极端”，而让本位文化惰性去自然折衷，才会出现“本位新文化”。为了达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目的，胡适指出:“我们肯往前走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l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看作是“再造文明”，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表明了他深切的中华民族情怀。

    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胡适所关注的焦点已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民族国家的兴亡。有一段话可谓是这种态度的最好注脚:“‘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捐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sl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适提出自己经过独立思考的意见，为的是向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负责，而不是单纯为了迎合或反对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其中所蕴涵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无疑是深沉的。这种深沉的情感从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段话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9l应该说，胡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维护，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化民族和中国能够走上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道路，成为“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