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上就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一直受到忧囤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中国历史一h“忧患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它不是个人的一时感言，也非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忧患意识彰显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弭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观察洞庭湖的景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欧阳修为范仲俺所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乃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之所在。

　　五、“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称那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18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还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了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却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