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翻译研究　传统思路　规定性　中心性　封闭性

　　论文摘要：在梳理中西传统译论的基础上，认为传统翻译研究思路可概括为规定性、中心性和封闭性。

　　一、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翻译是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对我国的学者而言，尤其要注意到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惝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人的次数大小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许钧《翻译思考录》，1998)毫无疑问，人类的进步，离不开译者进行积极的翻译实践。而翻译研究较之于翻译实践，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翻译理论是研究和探讨翻译固有的内在规律，发现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研究翻译理论，可为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供某些解决的办法。换言之，翻译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I．A．理查兹(IvorArmstrongRichra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并且有所创新。

　　然而，长期以来，译论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这并不说明翻译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刘宓庆就曾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的绪论中阐述了译论的三个职能：认知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启蒙作用；执行职能，也就是翻译的能动性和实践性；校正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规范性和指导性。”这些，在为翻译理论正名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

　　很久以来，对翻译的研究是伴随着翻译活动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但事实是，无论中外，自翻译实践产生之日起，翻译研究一直存在，而且源远流长。“发源于不同民族文化土壤和社会生态环境中的西方译论与中国传统译论必然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向前推进”。然而，不同的翻译传统却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理论。也就是说，中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有着某些吻合的迹象，如苦苦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过分注重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不懈探讨语言到语言之间的内部转化等等。概括来讲，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侧重于规定性、中心性和封闭性。

　　(一)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

　　传统翻译研究苦苦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翻译理论大多是规定翻译的标准、设立翻译的规范，而不是对人们实际从事的翻译活动进行客观地探讨。在这种翻译观念的作用和指导下，传统译论投入太多的精力，周而复始地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形式对比，以期找出翻译过程中的双语转换技巧与规律，以此规范、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此相呼应，探讨以“忠实”为本的翻译标准，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共生互动的关系，共同造就了传统译论以技巧加标准为内容、以实用主义为路向、以规范性态度为价值取向的全幅图景。

   纵观中外，在2000多年的翻译史上，为翻译设章定制似乎成了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西塞罗之后的一大批优秀的西方译论家也曾在不同时期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理论和观点:从巴特的译文必须不增不改不减的准确翻译理论以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邱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等等，无不是为译者设定一个翻译的标准。我国的传统翻译研究，也对此情有独钟:林“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信达秽，、“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王佐良建议我们换个角度去看翻译原则，不要总是强调译者应该遵守什么，还要看读者关心什么。他在强调现有翻译研究应关注读者的同时，也道出了传统翻译研究善于规定的一面。马红军对此也有论述:“以往所出的并不算少讲述翻译的书中，虽然书名各异，但内容及体系却大致相仿:先罗列出一些所谓的翻译方法或技巧，将其分门别类，再找些现成的例子加以阐述，以供初学者效法。”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其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或“结构笨重”、“误导读者”等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实上，传统翻译研究对“忠实”、“对等”、“倾畅”等字眼的过分执著;对完美而又恒定的翻译标准的过分追求;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方法的过分追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原地踏步。换汤不换药的术语变换，不仅没有因为追求“规范”而使得译界天下一统，反而使得译者在面对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规范”时显得无所适从。译者到底是遵循“翻译必须表达原文的词语”的标准，还是应该遵守“翻译表达原文的思想，”?“译文应当读起来像原文”还是‘译文应当读起来像译文，’?面对这些，已叫人莫衷一是，更莫谈建立译学了!

    再者，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更多的是个人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是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的初步感觉，虽然在翻译研究中我们无法漠视它的存在，但无法否认的是，其语之过简极度浓缩，不成系统。正如李林波所言，传统译论的基本缺陷在于“理论研究不注重系统性，因而变现为零散性;缺乏统一的范畴和术语体系，因而具有模糊性和流变性;方法上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分析，侧重于经验的阐发和直观推论，因而变现为印象式和感悟式。总的来说就是理论上缺乏系统性，方法上欠缺科学性。”因而，规范性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也必然显得单薄。

　　在这种情况下，译界已开始走出了以“怎么译”为标记的翻译技巧研究，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审视翻译，研究翻译，从而逐渐融人当代世界翻译研究以“文化转向”为主导的描述性翻译纯理论研究的主流。

    (二)传统翻译研究的中心性

    “传统思维方式是以主体作为基础和中心的，认为人是客观世界的解释者，他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并把握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认为纷纭复杂的事物下面都有一种一致性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对基础、中心和统一性的迷恋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