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此思维方式作用下，中西方译论研究者都十分敬畏原文文本和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作者中心和原著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翻译研究和实践使得原文被看成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中心，文本有确定的中心意义，语言能完全展现和把握思想的存在，文本的创作者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被看作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创造者。不难发现，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译论，都已证明了传统译论对“中心性”的狂热追求。卡特福德的‘语篇等值”、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无不主张以原作为权威，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当然也可以从一些翻译比喻来证明传统译论对“中心”的执着:17世纪英国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经把译者比做“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来的酒却是主人的，这否认了译者应有的地位，认为译者应以作者或原文为中心来进行翻译;在论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时，“把不抠字面意义的灵活译本比作‘美而不忠的女人’”，认为译者稍有‘灵活”，便是“不忠”。

   中国的传统译论也没能跳出“中心性”这一窠臼。罗新璋把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历程总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与‘求信’实为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所在，主张原作为权威，译者必须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不容许在译文中有白己的印记，强调译者单方面对原作的适应。传统译论视野下的译者一直没有脱离“忠实”原则的禁锢。正如谢天振所言:‘古往今来，大凡严肃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弹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和外国传统译论相似，中国传统译论也一直是‘原文至上”，认为翻译的实质，不外乎就是对原文的复制，因此，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或者说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判断翻译成败与否、熟优熟劣，就是“信”字当头，看译文是否忠实原文。所以，中国传统译论研究重点就是‘原文.—译文的比较，不涉及翻译的外部因素，诸如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佛经翻译就是证明。‘早期的佛经译论中无论是道安对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谨慎，还是僧睿对于‘伤本’、‘乖趣’的规避，都投射出一种强烈的保本意识，即使到后来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都不曾跳出文本转换的案臼，借用西方文论的说法，即主要还是‘文本中心论范式”。

    对“文本中心”和“作者中心”的强调，实际上就是译者对作者的忠实、译文对原文的复制和再现，这无疑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主体因素在传统翻译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视。虽然无法否认传统译论中也偶有异样的见解出现，但那终究寡不敌众，被淹没在主流的译论之中，这不利于翻译批评走出狭隘的圈子，更客观地应用翻译理论及实践。

    (三)传统翻译研究的封闭性

    限于历史条件，传统译论多数带有较明显的经验主义性质或色彩。这种条件下孕生的翻译理论程度不高、不系统也不完整，倾向于人文主义而忽视了翻译研究科学的一面。这种情况到后来有所改变，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开始转向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索氏区分出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提出纵向聚合关系和横向组合关系，他的理论和方法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翻译观最大的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能提供许多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但该理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只研究句子层面以下的句子和语言现象，结构语言学和转换语言学分阶段的研究都没有走出句子层面，而翻译则很明显地不是去翻译一个由一系列句子组成的文本。因而，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派理论都暴露出了一个共同的缺点:它们都不能触及翻译的文本层面，仅仅局限于文本之间语言到语言的封闭转换，这样狭窄的视野当然会制约翻译研究的突破性发展。

    以语言学派为指导的翻译研究是以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从而对语际间符号的转换规律进行研究的，它是以寻找意义的对等为目标，把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即语言外部的东西完全排除在外，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种翻译观下，翻译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封闭性的活动，语言就变成了一个封闭、静止和自足的系统了。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一定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

    这种翻译研究模式太过理想化。翻译研究，绝非仅从静态的两种语言的形式特征及分析对比的单一纬度所决定或解释得清楚的。‘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介人翻译学研究曾使翻译研究一度繁荣，也曾激起人们建立翻译学的雄心。但是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很难适应翻译中灵活多变、要有具体语境的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况”。因此，这种自我封闭的模式也必将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而被打破，原来被排除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外的一些因素应该而且也必然会进人翻译研究的领域。“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复苏，中国译学界也开始接受所谓‘翻译研究派理论’。许多学者开始一反前人关于译学静态研究的做法，将焦点慢慢转移到翻译过程的多维目的性质及翻译与目标语文化的互映互动等等问题上来”。

    总之，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方法和思路不利于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特征的翻译学的发展。要想使译学有本质的发展，就必须拓宽研究的思路，不能把目光仅仅放在语言形式间机械地转换和对应，不能仅局限于文本的静态研究，也不能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我们应该秉承传统译论中的精华部分，把翻译研究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

    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虽然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依然是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在对待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尊重翻译技巧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又要反对把翻译技巧的探索看作翻译研究的全部;在对待“中心性”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忽视作者和原作在翻译中应有的地位，又要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的一面和读者视野对翻译的反作用;在对待‘封闭性”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正视语言在翻译中基础性的地位，同时又要跳出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一些有志于译学建立的学者，正在积极转变思路，他们秉承传统译论中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致力于传统译学的现代阐释，从而为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