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身份；重构历史；口传文学；传承

　　论文摘要：台湾原住民文学围绕着建构文化身份进行多种尝试，重构历史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原住民论述通过重构历史，力图清除强势文化的歧视，夺回历史阐释权。在重构过程中，口传文学由于其有助于原住民族传统的接续，与部落记忆的有着密切联结，也有助于文化身份的定位与认同等因素，被原住民论述确认为重建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建构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何延续传统与面对现代冲击的两个难题，而更为艰难的是将历史与现实沟通，从历史重构中找寻原住民族文化身份定位，重建原住民族的自信心。

　　在台湾原住民论述里，关注较多的是文化身份问题。如何认识文化身份，如何去建构文化身份一直是台湾原住民知识分子所积极探求的问题。斯图亚特·霍尔说过：“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发现时，就将永久地固定了我们的自我感；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决定了台湾原住民知识分子对文化身份多元定位。例如一些原住民知识分子就提出以语言为主体进行重新的反思与建构，而文化身份的历史定位则是重点被关注的。原住民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历史，发现原住民历史不仅是空白的，而且长期被“污名”。为了使自己的族群正视历史，也为了更好地与其他族群进行平等的沟通，进而增强原住民族群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原住民族的历史必须被重新建构起来。只有这样，原住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自信与强健地得到定位。

　　一、不可剥夺的历史阐释权与重建文化身份

　　原住民族的文化身份既然是根基于历史，那么其内容是否反映了原住民族的真正现实就最为关键。但是原住民知识分子发现，在强势文化书写那里，原住民族的历史只是被征服的历史，被污名的历史，例如长期被视为野蛮象征的出草文化。日据时期台湾的原住民的出草文化被形容为“凶暴、猛恶”，日本的人类学者描述其习俗野蛮、进化缓慢，以此为理由强制推行日本文化；而国民党时期则以知识权力污名原住民，最突出的就是宣扬“吴凤舍生取义”的历史神话，以此建立原住民野蛮无教的形象。此外，还有用“番”等词来代指原住民，本身就是一种强势文化的浓重歧视语言。诸如此类的历史污名再加上原住民族的口传历史的传承较为艰难，造成了原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记忆残缺破碎，甚至当原住民试图认识自己历史的时候，也只能接受强势文化所阐释的历史，这必然无法寻找自我的认同。原住民的文化身份主体位置也就无从定位。

　　瓦历斯·诺于是重构历史的主要支持者与实践者。他认为原住民族要清楚自己的文化身份，其最急迫的任务之一在于“重构历史”：“谈到台湾史，论者常以四百年开垦史来解剖，常无视于台湾原住民族两千年存在的事实，甚至可追溯到五千年以上的存活事实。谈台湾人民的历史，台湾原住民族人民的苦难也有意地归纳到历史的必然，而成为台湾人民苦难史的花瓶、泡沫。”对于原住民族历史的被遗忘，瓦历斯·诺干指出权力的压制是罪魁祸首：“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一般而论，文献愈是私人的、地方的和非官方的就愈是难以幸存。正是因为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一张绵密的权力网络，权力网络的通路最后都来到一问隐密幽暗的密室，在这间不为人知的密室里，历史正被巨大的权力网络录进一个巨大的录音机，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过去。”原住民的历史就是这样被纳入到权力生产范围内，而导致消音或者“污名”。重构历史可以达到“涤清历史的污秽，强化战斗意志，抛开污名的束缚，揭开统治怪兽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