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口传文学与原住民历史的重构

　　在此，选择口传文学为主要对象，探讨原住民如何通过口传文学确认自己的历史，保护自身不可剥夺的阐释权，从而实现对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定位。巴苏亚·博伊哲努在其《台湾原住民的口传文学》肯定了这种口传文学的重要性：“口传文学在传统的原住民社会中，原具有教育的功能，不仅是娱乐的工具，同时它也是各族群历史文化的结晶，藉由这些口传文学内涵的重述或诵唱，往往足以激励情志、鼓舞精神”，“叙事性口传文学与群体历史紧密结合并渗透至文化，作全面性的机能发韧，在各个不同族群或部族的文化探索中，皆能找到具体的例证……叙事性口传文学由于其典型塑造、形象鲜明、想象丰富与变异性、集体性、开放性、口头性和多维表现模式等特征，成为具体运转部落组成机体及内蕴的有效系统。”叫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比如有鲁凯族奥威尼·卡露斯的《云豹的传人》、达悟族夏本奇伯爱雅的《钓到雨鞋的雅美人》与夏曼·蓝波安的《八代湾神话》、布农族霍斯陆曼·伐伐的《玉山的生命精灵》、余锦虎与欧阳玉合着的《神话·祭仪·布农人》、卑南族曾建次编译的《祖灵的脚步》等等，都是作者有意去收集了即将散失的口传文化记忆，抢救自身族群失落的记忆。

　　口传文学与文字记录传统的意义得到原住民作家们的肯定。首先它有助于改变“污名”的历史。口传历史把真正的原住民历史给予忠实的还原，把原先由强势文化所认定的野蛮与落后，用自己的族群经验以正确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有利于观察到族群中的人民的历史记忆、日常生活秩序，更有利于消除外界对原住民的误解与歧视。如出草习俗，达利·卡给就以“当地人”视野阐释了其所蕴含的文化背景：“昔人常言出草，其实出草也者，出战猎人头之谓也。但出草绝不可为无谓之杀人。故部落有所谓‘无仇怨绝不可胡乱杀人，违者必遭天罚’一语。高砂族以此语严格禁制冒犯者。但尚加有一书谓：‘为防御他族侵犯，则不在此限制之列。’乃因即使不出草杀人，仍常有战事发生，每发生战事，高砂族便以猎得敌首多少为立功依据，遂相沿成习。”“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把原来由于强势文化所形塑的文化身份得到重新的解放，更由于这类书写的存在改变了原住民“无声”的历史。原住民族开始用自己的声音来阐释自己理解的世界，打破强势文化所占据的独一无二的阐释地位。

　　第三，流传的口传文学也将有助于原住民与部落记忆的联结，凝聚部落的集体认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当然也就有助于文化身份的定位与认同。孙大川对此予以肯定：“口传阶段的原住民神话传说中，牵涉到部族信仰、起源和迁徒的叙述，有着较严谨、稳定的口传版本。这些叙述大都以吟颂的方式被保存在原住民各族重要的祭典和巫术性咒语及仪式中……它们分别传述了这些族群的信仰、命运与价值系统，扮演着凝聚族群认同、社会阶层分工与成员陶成的功能。”瓦历斯·诺干则进一步确认了口传历史对于制造经验亲近、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想象的巨大作用：“口述历史通常企图让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民发出遭致长期隐匿的声音，也经常强调所谓的‘土著观点’，而土著观点更应该是熔铸了经由一群人、经历数代的、‘共同的’历史想象，这是一种类似‘经验亲近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可以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来说明他的同伴所感受到、经验到、想象到的是什么，而他的同伴也一样可以运用这种概念毫无困难地理解，这种情形就像原住民族之间口述的笑话，大家一听就了然于胸。”口传文学的流行建立了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以部落族人自我叙述重新阐释了民族文化，从而将与其差异性的独特历史文化观点传承延续，从而改变外来者文化的强行灌输与侵入，使族群获得充沛的生命源流，构建起强健的原住民文化身份主体。

　　三、重构历史中的反思

　　重构历史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也获得台湾社会的普遍认可与重视。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也逐渐为大众所了解与认知，其传统与文化开始得到各界的尊重与保护。应该说这与原住民族自己对传统的努力与对文化身份的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这种历史的重构里，也存在着种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