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30年代，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曲折的环境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建国后，在没有经验的条件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50、60年代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并确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制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的不断发展和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

　　这些思想以及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浓烈滞后了民族复兴的进程。50年代无论从国际、国内环境，还是从理论实践上都形成了民族复兴的有利局面。可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中国现代化进程滞后了20年。其中毛泽东“忧患意识”的浓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浓烈使他在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提出了一些“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要有：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毛泽东晚年思想里有一种浓烈的“落后挨打”和“急于求成”的意识。由此，1955年冬产生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基于这种思想，提出了“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与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相对立，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以战备为中心”。毛泽东晚年忧虑国家的安全，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很快发动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破产后，毛泽东对“和平演变”又表现出特别的敏感。60年代中后期，他认为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帝、修、反”的包围和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因而从1965年开始把经济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军事战略上，把国民经济转移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军事战略发展轨道，希望全国人民作好战争准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

　　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晚年特别关心“党变修”、“国变色”，坚持认为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自己的睡榻旁边正“酣睡”着中国式的“赫鲁晓夫”。因而得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奠定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