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忧患意识”的浓烈导致中共领导层内部“人和”的失调。“人和”的失调表现在中共上层领导人的分歧上。中国当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问题：如何对待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正是在这两个关系现代化建设命运的问题上中国上层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形势，过分注重在三大改造中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由于人民的热情驱使表现出来的“积极、繁荣”景象，认为中共领导人包括他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创造能力，因而在三大改造中不切实际地大大加快了速度，制定了高速度、高指标；而另一部分主张“逐步”、“稳妥前进”、“反冒进”、反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人却被打入冷宫，使分歧尖锐化。领导层分歧越大，政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小，这是“后现代化”国家从事建设的大忌。

　　毛泽东“忧患意识”的结论与启迪：一个先进政党的决策者必然与时俱进，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或领袖必然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并将这种意识变成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的精神动力和实际行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忧患意识”一定要适度，要不骄不躁，如果忧患大于自信或过于浓烈，“忧患意识”就会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把自己“斩落下马”。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