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感性具体经验的重视，在边缘性知识对西方思想传统和学术现状的挑战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当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真实面对差异性群体的切身经验之时，西方中心、白人中心、男性中心、异性恋中心的西方知识的虚假普适性就暴露无遗了，所以女性主义把西方历史视为男性书写的历史，黑人批评把西方话语视为对“黑色经验”的剥夺，赛义德把西方的“东方学”视为“虚构性叙事”，“他们在遮掩事实，空许承诺，漠视复杂而又令他们感到不快的史实”。这种质疑始于边缘群体对西方知识真相的发现，随后则发展为对在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学术体制的整体批判，以差异性经验挑战所谓的中立立场和虚假的普适性，以跨学科挑战现代学科分类对人文知识的割裂，承认人文知识不可能绝对的客观，正面探讨产生偏见和盲点的原因和机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与“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大致同时的，它们反映了共同的意识：一是认识到知识生产不可能脱离知识主体的经验，“人文学科的知识产生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二是认识到现代性学科体系对人文知识的割裂；三是认识到科学理性的强势地位对人文知识的边缘化，加剧了技术社会管理体系对差异性生存的放逐，对心灵生活的漠视，“就现代世界而言，没有一个社会的人文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技术来得重要”。

　　从西方20世纪人文知识的历史来看，我们应该区分“文化研究”的两种涵义。一是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为开端的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流派，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的关系是并列的；二是作为当前人文知识热点的“文化研究”，它与包括英国“文化研究”在内的上述批评流派，以及福柯学说、媒介研究、城市研究、消费社会研究等理论是包含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是对这一系列知识运动进行整合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学科，一个流派，而是一种对待人文知识的态度，一种对于人文学术建制的设想，一种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要求。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文化研究”的对象何以包罗万象，“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何以遍及一切人类文化遗产，“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何以必然是跨学科的。

　　三、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对人文知识的更新

　　“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反思和批判，对新型人文知识的设想，主要是一种意识的改变，而意识的改变则带来相应的方法与体制的变革。

　　英国“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针对西方经典学术对边缘领域的排斥，把工人阶级文化、青少年文化、日常生活、女性经验、通俗文化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冲击了学术研究以经典文学、高雅文化、书面文献为主的学术意识形态。经典的人文学术以文本阐释为主要方法，而面对活生生的、以非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化现象，问卷调查、跟踪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交叉互补成为趋势。因为对上述领域的研究难以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归类，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研究”，最初是对现有学科体系的补充，而随着它在方法上的跨学科要求，最终走向了对现有学科体系的颠覆。

　　“文化研究”对差异政治、身份认同等问题的关注，以对差异性经验的忠实挑战了普适性知识的虚假性，冲击了西方人文学术的科学性、中立性神话，揭示知识中的权力关系，揭示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瓜葛，揭示意识形态如何以符号权力的方式对日常生活、感性经验进行渗透。这样的批判意识，必然在方法上体现为对感性经验、具体事例的忠实，动摇了西方学术自17世纪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对逻辑演绎、规律提取、抽象本质的偏好。

　　“文化研究”，尤其是它的重要分支如性别研究、传媒研究，重视文化对形象的再现，致力于探讨再现的动机、过程和效果。再现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行为，文学理论、美学、符号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都对此有所涉猎，但这些研究分属于各自的领域，在推崇专业性的学科体系中缺乏沟通，“文化研究”之所以能突破这一限制，是因为它不是以文化对形象的再现去证实某种艺术规律、心理机制、符号体系，而是研究再现本身。可见，方法论的突破仍是以意识的革新为前提的。

　　从宏观上分析，“文化研究”兴起的意义，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作为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知识“文化转向”的产物，作为西方人文学科反思、批判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成果，作为对诸多理论学说的整合，“文化研究”重新构建了人文知识的经验性、具体性、意识形态性，体现了对人文知识之本质与真相的正视，对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