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乡愁

　　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现代生产交往方式的日益扩展和相互渗透，这种从欧洲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交往方式，逐渐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并通过无形的手影响着全球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域性因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思维空间、精神与民族心理等都发生着微妙的相应变化。

　　对于参与全球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在来势凶猛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面前，短时间内还来不及多想，“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似乎原来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一切规范都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都要被全球资本的消费逻辑格式化而重新编码。在剧烈而快速的时空置换中，正如美国学者斯诺所说，本世纪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旧的文化习惯的被迫断裂和在新的生存方式面前的生疏与不适感，带给人们的震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前全球化时代，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交通工具的限制，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统治，服从宗族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联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全球化之世界性交往普遍化的状态下，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变动性、功利性特征，人们的存在已经是“世界历史陛而非地域性的存在。例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中剥离出来，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在全球无声地流动、游走。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文学引以自豪的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呈逐步衰减之势；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这一生存悖论使得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乡愁更为浓烈和真切。

　　19世纪中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敲碎了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之文化心态。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确实已经远不如某些他者文化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性意义，而且也同时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价意味。此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开始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平衡，而有了痛苦、失落、焦虑的负面体验；自大与自卑两种极端的心理在此情形下得以同时产生。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固守传统，以及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心理似乎成为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榜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以唯传统文化是尊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国从来就未断绝过；即便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中西文化“结合论”的思路，也常常因为难以在彼此之间掌握好分寸而左右为难。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沉浸既久又让人顿生进退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之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征之一种。而令人伤感的是，我们不是自觉自愿地而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出走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抑或受人提醒)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家园时，我们便会禁不住驻足回首，遥望身后那渐去渐远、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在此意义上，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文中认为：“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具有本民族的体温。换言之，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尤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究其原因大概是：

　　第一，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天然有着深深的恋家情结和乡土情结。家乡、故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家”通常被视为生命的本源，所以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切、最浓郁、最真挚的一种“恋家”情结。正是这种恋家的情结，牵引着一代又一代游子思乡的神经。

　　第二，中国人由于具有厚重的乡土意识，所以常常是身在外而心在“家”，出门“在外”的“孤儿心态”或是边缘心态比较明显，更易体验到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一方面失去与家乡、亲友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