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相比起其他民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愈益强大的内聚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文化寻根的愿望非常执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域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乡愁也变得更为厚重和悠远。

　　三、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

　　从其效果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文化乡愁与传统怀旧相比，它所指涉的范围更为深广，显然拓宽了后者的视域而具备了开阔的历史跨度。现代怀旧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真正体现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以，怀旧心理可被看做是现代人要求把握现实、防止自我在虚幻和迷茫中自我迷失，与现代性对立的一种批判力量；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但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其限度的，我们也不可过分地高估文化乡愁的意义。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怀旧主要体现为回归的姿态，它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望乡”现象。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总结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觉察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乡愁与怀旧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躲避和逃遁，它把我们所不想回忆的痛苦和压抑置于意识的底部而隐藏、忘却了，以致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再想起；同时，它又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大强化了、美化了，过去被赋予了一种温暖的激情、甜蜜的忧伤、神圣的价值和绝对的善，以致人们把自己营造的回忆当做历史的真实，其实过去未必就真的那么美好。因此，就文化乡愁、怀旧本身来说，在怀旧中寻找童稚与宁静本无可厚非，但要防止这一情绪的过度泛化而带来的消极性后果。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现代文化乡愁情结呢?在笔者看来，当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首先，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进程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全球化反映了西方掠夺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实质就是西方大垄断资本企图凭借经济实力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当前，资本向全球扩张，“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依照文化传播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所以，我们要认清、承认这一现实。

　　其次，要以自信、健康的心态，大胆地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往和交流。无论中西文化，还是南北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拟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亦效仿拜占庭帝国。”从罗素简短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借鉴是先进文化兴盛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都必须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常言道“有容乃大”，一种文化的容纳能力取决于它对其他文化的接纳程度和给予其他文化多大的空间，而文化容纳空间的大小又与这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所持的态度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是不和谐的引。

　　再次，既要珍视自己的历史传统，又要勇于改革创新。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世界文化史上所仅见，这使国人养成了自尊、自信、自立的文化心态，但是也因此给我们背七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养成了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负面心理，给学习外界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造成了心理障碍。

　　最后，在接纳异质文化优秀成分的同时强化文化认同。如上所述，由于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全球化进程中仍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接受西方所给出的“全球化含义”，对现实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应对。